《中国通史》 费正清

 

其实，省界的划定不是要增强经济因子的力量，而是予以制衡。所以，肥沃的长江三角洲被分割到浙江、江苏、安徽三个省份之内，以免这个经济力卓越的地区整个归入一个省治，使该省富可敌国。

 

遇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和其它的早期民族以及拓荒时期的美国人一样，把树木都砍掉。随之发生的土壤冲蚀，千百年来改变了表面地形。冲蚀也是至今仍存在的大问题。黄河的风成黄土沉积，在山西省与大海之间形成一个宽广的冲积平原，沉积的情形仍持续中。最能使人领会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多么无用的，莫过于眼看着黄河那涡动的咖啡色洪流大举而下，拍着土堤，掀起六、七公尺高，冲过距海三百多公里的拥挤平原；同时心里明白，这黄褐的巨流正不断冲刷淤泥，要把河床积得比周围原野还要高，直到人类的疏忽或神祇旨意让它冲破堤岸，把平原淹没。

 

在小片农地上使用大量人力和肥料，也引来一些间接的社会影响，因为稠密人口和土地密集使用成为相互依存的现象，彼此都需赖对方而存在。稠密的人口是密集使用土地的动机，也是密集使用土地的手段。这种经济形态一旦确立，就会具有惯性动力而一直持续下去。大伙人辛苦劳动变成公认的定规，为节省劳力而改革发明只是例外。早期曾有推动现代改革的人想引入机械，总是遭到人力既得利益的阻挠，因为从短期看，机械似乎是要与人的手和背脊竞争。也因此故，铁路曾被指为剥夺赶车夫和脚夫的生计。节省劳力的发明根本是吃力不讨好。

人口与土地这种不利的均衡还有另一层含意。人口增加的压力迫使许多农人后来改种有商业价值的作物（如长江三角洲的棉花），这使得土地的报酬率增加了，但每人每天报酬率并没有变，这乃是求生存的策略，黄宗智（Philip Huang，1990，1991）称之为「复旧」（involution），许可相当程度的商业化出现，但不至于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也不让中国农人摆脱仅堪糊口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态--适应有形的环境，从许多方面影响到文化。大冲积平原上的生活从来都是艰苦的，「好坏皆由天」是古来的俗谚，耐苦的中国农民听任天候的摆布，阳光雨水都靠老天施予，而且不得不对干旱、洪水、瘟疫、饥馑等自然灾害逆来顺受。这与欧洲人的遭遇呈明显对比，欧洲地形多姿多彩，西欧这边的人，不论是在地中海畔或内陆地方，都没有供水不足之虞。在农耕之外，愿意的话，还可从事狩猎或捕鱼。海运商业自古就是西方经济中一个要角，为商业目的而做的探险发明，成为西方人克服大自然之战的一部分。

东西方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不同，一向是这两种文化间的一个明显对比。西方文明中的人是一切的中心，自然界的其它事物不是中立的背景，就是与人对立的。因此，西方的宗教给神赋予人形人性，早期西方绘画也是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若要说明东西方的差距有多大，只需比较一下基督教与佛教之中的冷静客观性，或是比较一下宋代山水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画作，宋画中的渺小人形与山崖河流相形见绌，后者之中的自然景物则是画完人物才想到要添上的东西。

由于生活与家人和邻居的关系密切牵扯，中国人习惯了团体重于个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经验自最初务农的先祖时代起至最近前不久几乎没什么不同。带来改变的是航海者、拓荒者、都市创业者等等近代的个人主义者。自己一个人的房间--较高生活水平的表征，在西半球得来也比在拥挤的东方容易些。故此，中国研究方面有一个概括之论：个人不但融入大自然，而且被社会集体所同化。

 

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欧美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恶劣的民生条件下还能够保持十分文明的生活态度。道理其实在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每一家庭的各个分子在这些制度下，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渡过人可能遭遇的各种世事变化。以世上的社会现象而言，这些制度和模式都属于最古老最顽强者。中国由此而始终是家庭制度的堡垒，从其中既得到力量也养成了惰性。

到相当晚近，中国式家庭一直都像一个小宇宙，像是袖珍型的国家。家庭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以家庭为社会单元和责任承担者，并不按个人计。家庭生活灌输的孝道观念，乃是忠君服权的养成初步。

看一看传统家庭内的威权模式，即可明白家庭调教孝子为顺民的功能。父亲在家里是权威至上的专制者，主宰家产与收入的运用，子女的婚姻也由父亲做主安排。对于父亲，子女既敬爱又惧怕。敬老观念使这种情感有增无减。老人体力虽衰退，智慧却相对地增长，只要这位家长脑筋没胡涂，就绝对有资格统领全家。依法父亲可以贩卖子女，甚而可以将行为不端的子女置死。其实，中国的父母亲天性上、惯例上都特别疼爱幼小的子女，对子女有养育的责任与受报答的权利。但是如果做父亲的愿意对子女暴虐，法律和习俗都不会约束他。

老式家庭不仅是长尊幼卑，而且重男轻女。甚至到了今天，中国女婴似乎总比男婴易遭杀害。女孩子的婚姻由他人安排，而且与爱情无关。怯生生的新娘子离开了自己的家，立刻变成听婆婆摆布的媳妇。她可能要和丈夫的侧室或小妾共处。如果她没生儿子，丈夫娶妾的可能性就更大。丈夫可按许多名正言顺的理由休掉她。若是丈夫死了，她却不能轻易再嫁。这一切都反映了一件事实：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的地位．她的劳力都投注在家务事上，不能带来收入。农家妇女几乎全是文盲。女人没有财产权，即便有也非常少。

妇女社会地位低仅只是中国整套社会规范等级分明的一项证明。中国自古就把世界看作是「阴」、「阳」这两个互补互动元素的产物。凡女性、隐暗、柔弱、被动者都属阴，而男性、光亮、强壮、主动者都属阳。虽然男女都是必须而且互补的，但有一个天生就对另一个被动顺服。基于这种思想意识，代代相传的男性道学家就研究成功一套女性应有的顺从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使女孩子自出生起地位就低于男孩子，使妻子从夫、夫死从子。中国向来不乏个性强的女性，她们若要主宰家庭通常是用间接的法子，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

 

古代中国之维系，除了靠效忠家庭的观念，也有赖地方上士人的共同经验。而士人是自小就投身研读并遵行经书古训的读书人，严父慈母合力督促年少的读书人将心神专注于自制与压抑轻浮冲动。按姜·萨里（Jon Sarri）有关十九世纪晚期上流阶层童年之研究（1990），青少年的调教以服从为第一要务。男孩子一旦步入青春期，父母就不再对他表露亲爱之态，取而代之的是以养成恰当人格为目标的谆谆训教。

中国传统式家庭制度十分有助于人们接受在家庭以外体系中类似的相对地位，例如，在政府官位阶级制度中的身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将中国描述为「家庭主义之国」（famil-istic state）。身分地位有序的好处之一是，人们很自然地知道在家中在社会上该如何自处。人晓得自己如果行为合乎自己的身分，他人也会按其身分对待自己，从而可有安全感。

在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从出生起就套上兄姊伯姑姨舅内外祖父母等西方人永远搞不清的亲族关系。各辈亲戚不但称谓比西方社会的明确，而且亲疏有别，各按其身分有其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和权利。亲戚间彼此的称呼都是清清楚楚的。

率先从事华南研究的人类学家弗利德曼（Maurice Freedman，1971）认为主要的社会制度即是家族宗系。每一家族社群都由一位共同的祖宗传下来，持有自家祖产，年节时要一同去扫墓或入祠堂祭祀。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在地方上也可能有其共同的经济的政治的利益。但是，人类学家发现，华北的家系组织却另有不同的根据。中国人的亲族关系因所在地区而各有不同。至于家族分享家产、安排嫁妆、丧葬喜庆的方式，也都有繁复的历史背景，最近才有人在开始研究。

中国的家庭制度在华南华北都是父系式的。家长地位由父亲传给长子。所以，男子留在家里，女子要嫁到别家去。这两种情形西方人却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一直到很晚近，中国青年男女还不能自己决定终身大事。而且甚至在今天，也不见得能够一结婚就自组小家庭。通常都是子媳与公婆同住，担负起家计重任，将家庭生活摆在婚姻生活之上。这也是西方人难以认同的。

 

一般以为中国农民家庭通常都有众多子女，事实并不然。土地少，加上疫病饥馑，都压低了农家存活人口的数目。几房兄弟带着各自的妻子儿女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情形，虽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典型，其实却是难得的理想状态，是富裕的家族才做得到的。普通农家人口不过四、五人，或至多六人。兄弟分家导致地产家财无法累积，一般家庭不大有移往上层社会阶级的机会。农民困在田里不得脱身的主因不是法律，而是其人口数目。

农村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的基石，这种村子由世代居于一地并仰赖使用某片地产而维生的家庭组成。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社会单元，一个经济单元。每名家庭成员凭耕作土地获取粮食，困隶属家庭而有其社会地位。农村中的个人生活周期，仍与土地密集耕作的季节周期相错综。村民的生老病死也与作物的生长收成相互贯穿。

 

所谓文化主义，指中国人对其生活方式彻底忠诚的情操。欧洲人的民族主义是因为仿效其它单一民族国家，或因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中国的文化主义却起于中国与内亚细亚「夷狄」之差异。由于这些外患比汉族骁勇善战，中国人便往社会制度与文化美学的优越感之中寻求慰藉庇护，这些是异族征服也消灭不了的。

因此，我们要认清，中国历史涵盖的不只是中国人，还包括不断入侵中国及其社会的内亚细亚异族，他们都已成为中国整体不可少的部分。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扩宽视野：内亚细亚各族的人一直是中国人的历史中的极重要部分。甚至现今的中共政府划给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土地，还比给汉人的要多。

 

考古学家--如张光直氏--认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不仅会削石头作工具；亲族观念、权威、宗教，以及至今仍可在中国找到的绘画，都已经在发展了。

 

姑不论冶炼青铜的技术是本土发展的或是外来的（或两者均是），生产青铜的一项重要事实是：唯有强大的权威可以确保采矿进行。以十九世纪的例子为准，当时的采矿需用人工、矿工趴跪在坑内，在狭小而无通风口的隧道内拖动装矿沙的滑橇。这是奴隶或囚犯才肯做的事。再看用多块陶范铸铜器的过程，必须有上百名工匠才能调配处理熔融的金属。青铜礼器的制作因而隐含了多种意义--第一，王权与表彰王权的各式仪礼密切相关；第二，王权能够指派人力去办采矿与冶炼的沉重工作。

 

周的统治奠立于封建的基础，分封了周的姬氏子孙分治五十多个诸侯国。周的分封仪式是含契约性质的详尽的权威委托行为。天子除了要赏赐具象征意义的器物，还要「授民」。被「授」的臣民比天子授的「土」更为重要，诸侯带了这整批家族的臣民到了封地上，加上封地上原来居住的人民，可以成立一个诸侯国。

周延续商的办法，用宗族为政治统理的基本原则。并且以政权得自天命之说为巩固王权的新力量。商王敬拜先公先王，求祖宗庇佑指点。周人却称天下得自更为广大而无个人性的「天」，而周之所以得「天命」，是因为有德。这种理论断言君王应具有为全民表率的至高道德力量。西方统治者登位凭依的君权神圣说，理由只在他有先王之子的身分。中国的天命说却为当权者立下了道德标准。

 

从一开始，政府掌理造字书写的大权就握于帝王之手。而文字主要似乎是为因应宗法秩序与政府统治的需要而生，为商贸服务的动机较小。

 

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朝中，增强国力的任务乃是要不断谋求更多人顺从接纳中央当权的王朝。统治者以社会结构顶峰、祖先崇拜宗教主祭者、赏罚裁决者、公共建设与战争以及文学之领袖的身分运作。在其无所不能的身分中，张光直还强调统治者「一人独有的通天地鬼神」的资格。结果是，统治者一手造成了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这个整体统一性即是在单一共同国家内政治统一的基础。中国当然不是将此种统一性视为理想的唯一国家，许多古代帝国都追求过这个目标。但是中国孤立的地理环境一开始就使这种理想更能行得通，后来也更易获得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以上的考虑也许夸大了，却也代表中国考古学呈现的一件重要事实。即是，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构型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都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

然而，早已惯知近代民族主义情操的我们，如果现在持有古中国是萌牙期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可就错了。我们不如引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观念，将古中国看作近似西方基督教世界（法、英等单一民族国家是在其中共有欧洲文化的从属政治单元）。再者，因为我们已经太清楚二十世纪极权国家总揽一切的权威，最好避免贸然作时序错误的判断而指商周帝王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促致某种极权政治。我们不妨照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64）的说法，称之为以「机关制度」（officialism）治理的政府。如史都华·施蓝姆（Stuart Schram，1964）曾说：「政府自始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力量，而楷模行为、仪礼、道德、教化在中国从来都被认为是治理的手段。」我们只需再加上一句：礼教运作之外，统治者也独揽军事强权的运用。

 

朝代之连续乃是因为，即便在王朝空位期，仍有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趋向政治统一的冲动力。团结统一是非常强烈的理想，因为它可能带来安定、和平、繁荣。然而统一似乎随着历史的节奏摇摆难测。政权的盛衰，就像人和家庭一样，需要随时予以注意。

 

各个朝代极其详尽的历史，都是历代史官记载当朝王室得天下、达于鼎盛、草草收场的全部经过，其中自然会有相同事迹再现的例子。例如，一朝将亡之际所记录的天然灾祸、地震、洪水、流星、日月蚀，以及其它的不祥之兆都特别多，这表示在位者的不当行为正使他渐渐丧失「天命」。

就民众士气与社会心理的层面而言，自我暗示行为确实对于朝代更替有所影响。由于道德上的崇高地位是王朝建立的最重要基础，如果在某些事上失了「颜面」，就有可能引发意识形态与当朝对立，继而加速其衰败。引领统治阶级意见风气的知识界，一旦认定王室已丧失其主政的道德资格，就是大势已去了。这也是现今中国政治中的一个要素。

一朝的衰败往往与皇室的老大无能同步发生。一家一姓在位数代后，必然累积成功一个沉重而摆脱不掉的亲族累赘。其中又以在宫中地位稳固的外戚贪渎荒淫最甚。

解释朝代盛衰周期更常用的有一种经济阐明法。此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土地税收，因为每一朝都为了赏赐土地给统治阶级而使可课税土地减少，导致国家收入递减。在一朝之始，土地人口通常会作一番概略的估计调查记录，造好新的税收簿册即成为国家征税的依据。年月久了，出现了政府利益与政府之下王公大族利益之间的争斗。统治阶级渐渐扩增自己的地产，并且借着销毁簿册、官员纵容、篡改律条等手段逃避税责。王公大族可将小农收为自己的佃户，而佃户缴给地主的地租低于原来必须纳给政府的数量。如此造成恶性循环，迫使农民的可课税土地负担加重，而政府的岁入需要也可能渐增。结果变成愈来愈小的土地面积必须缴付愈来愈大数额的税赋。后来终将引起农民动乱。

 

中国以后政府形态中的两大组件--率军的统治者与学者谋士，已经在此时突显了。两者都想要推行仪礼以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应有的和谐。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1990）的研究--被认可的暴力杀伐是古代中国政权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关键，使我们对统治者的角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刘易斯认为，各国统治者的权威基于「献祭、征伐、狩猎等形态的以仪礼为宗旨的暴力行为」。狩猎这项以动物为对象的暴力行为是对人作战的练习，所以政府的两大要务，其实就是献祭与征战。两者都包含了仪式化了的杀生，这也决定了政治势力的范围。

周代与商代情形一样，经由献祭--不拘是献人或牲畜--完成的祖先崇拜仪式，使用了艺术最高成就的青铜礼器，也藉祭拜活动维持统治者的合法性。狩猎可供应牲祭的动物，征战则提供了献祭用的俘虏。征战本身就是一项宗教崇拜行为，出征前的占卜、告上苍、誓师，以及战后在祖宗灵位前郑重其事的告慰列祖、献战利品、献俘，整个是一套宗教仪式。藉参与狩猎、征战、献祭而完成祖先崇拜仪式，可确定自己隶属供奉同一祖先的统治阶级。此种身分的特征是有权「食肉」。

战国时代一方面以这种武力仪礼的基础维系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一方面竟然也培养了思想家以理论维系政权与社会的时代。在这样你征我伐的时期，人们普遍渴望和平与秩序。许多人将古早时期设想为太平盛世，传说那时候全中国在一位君主统治下安逸地生活。周代思想家受到暴力充斥的激荡，他们担任君主的谋士时就劝导君王应回返古时的王道时代。

 

中国各家思想的大哲并没有平息动乱，甚至儒家思想也是等到后来汉朝时候才成为重要学问。但是战国时代认可暴力杀伐的大环境，以及其杀戮与仪礼，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教训是如何兴起的，后来又为什么被欣然接纳。

 

法家因为注重严峻法条而得名（「法」并不等于现代人所说的法律），主张以刑赏为人主控民之「柄」。商鞅谈到治理人民时，态度颇有嘲讽意味（或许是务实？）：「合而复者善也，别而亲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保全自己的权势，无暇多顾为人民谋福的事。法家压根儿就没假设过统治者与子民之间的利害协调。

商鞅变法强大了秦的国力。统治者所忧的无非是，中央怎样才能箝制地方宗族。为此目的，秦国培养出官僚制度。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每县由中央派任县令为行政主官，郡守需以文书向中央报告。规定可免除徭役或租税，并且可能获赐田宅等的二十级爵位，由君王赏封，成为原来宗族世卿之外的新贵。

同时，平民百姓许可买卖田地，藉以鼓励农业生产。颁布刑法，令全民知法，并且不分贵贱一律受严刑峻法的管制。法家的统治信条是，厉行法治以奖励农业，强化君国驾乎家族之上的地位。例如，建立保伍组织，以五家为保，十家相连，实行连坐。在此情况下，自保的上策就是立刻告发作奸犯科者。因此，为服从君国可以不惜破坏群体敦睦关系。

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加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国家提高行政官员的地位，并且重农（农人乃潜在的军人）抑商。

 

最近的学术研究对于不爱听儒士诉怨的秦始皇是否真的将四百六十名儒士活埋也表示怀疑。德克·博德（Derk Bodde，见CHOC I）认为可能是将「坑儒」误译，其实只是杀害儒士而已。秦采法家作风控制历史，虽曾将各国史书焚毁，只保留秦纪，距焚尽书籍的地步相去尚远。

秦与其它六国都曾筑长城，以后的朝代也陆续修筑过。万里长城是秦始皇所造的传说早已打破。我们今天看见的长城大部分是明代于十六世纪所建，按阿瑟·华德伦（Arthur Waldron）新近著述的说法（1990），明代筑长城虽然不具足以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价值，却是明代官员不知应该以攻打或商贸为防范外患的办法时作的决定。明以前上溯至秦代的君王，都曾以商贸、外交、征战为应对胡人之策，并不是只靠修筑长城。

秦始皇经年的苛政重税，耗尽了民力与国家的其它资源。在位三十七年后，始皇突然于公元前二一○年身亡，得年四十九岁。秦帝国随即迅速解体。始皇除了致力于统一已知的天下，还积极派人求神山寻不死之药，五次大巡行都与求神山寻仙人有关。但是他的为君之道不堪为长久帝业之用，继起的汉代（公元前二○六～公元二二○）诸君虽然沿袭秦的官僚统治法，却是逐步渐进地推行，并且融入以皇帝为中心的整套道德宇宙观。

 

秦汉建立的官僚制度可从多方面巩固国家的力量，其一是政府的驿站，可往来通消息。另一个是地方监御史的设置，监察官监视自己辖区内的地方官员，每年向长安朝廷呈报。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遏止地方贵族凭自己的经济资源与兵力而壮大。

而京城内部也有类似的令汉君烦忧的问题：如何防止外戚滥权。汉皇驾崩后，从诸刘之中选立继位者的大权就落入太后之手。她可以立一位未成年的新帝，再指派外戚来摄政，汉朝历代有六、七位太后玩过这一招。至于小皇帝，在宫廷范围之内可以依赖宦官，这些人因已去势而可出入后宫伺候后妃。皇帝和后妃们生下多位子嗣，为的是要挑选出一个理想的继位者。宦官伺候伴随幼主，也依赖幼主，同时也是幼主抗拒外戚时仅有的可靠支柱。宫廷里实为钩心斗角的核心。

在宫廷之外，皇帝为了要控制汉初京师（长安）的居民，将京城划为一六○区，各区自有围墙大门，由一个类似现今街道委员会的团体监督。汉朝政府也试图掌控经济生活。一切都市商贸都隶属政府的市场，由官员定物价，征收的买卖税直接缴入宫廷财库。城市内已注册的店铺商家都受到压制：不准拥有土地、不准作官、不准过奢华生活（如穿丝制衣物、骑马等）。另一方面，往来于驿道上从事城市间交易的未注册商人却富裕起来。他们结交官吏，变成大地主，聚积货物，投机赚取暴利，并且经由「丝路」出口黄金和丝制品到中亚细亚以至于罗马。

总之，商业的罪恶买通了官吏，若不是有儒家强烈贬抑牟利动机的价值观，「官商勾结」可能构成政府中的一股势力。此后二千年来，在虑及儒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官方公开的态度通常是贬低商人的，但官员们实际上却可在许可交易、课税、私下与商人合伙的时候赚取利益。商人有了官员的许可与合作，也就甚少有冒险创业的必要了。

 

汉的外交始于与分布广阔的匈奴部族建立稳定关系的需要，匈奴是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常以骑射队南下劫掠物资。汉势强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牧马草场和骑射手，但也经常招募游牧民族为盟友或佣兵。另外亦曾津贴南匈奴，借其力来抵挡北匈奴。否则汉军就得自行讨伐，费用浩大而且危机甚多；进军一、两星期后就会因为粮草不足而被迫撤退，匈奴却毫发未伤，活动依旧。军力弱的时候--也就是大部分时候，汉皇用的是「和亲政策」，即是款待匈奴单于，以公主下嫁，再赠以厚礼，特别是多赠丝缎。匈奴渐渐明白，他们若到长安来进行一种仪式，在仪式中承认汉的宗主国地位，便可获得厚赠，过一阵快活日子。余英时指出，这种安抚策略乃是以后宋代与晚清承认武力孱弱的不平等条约之始。

除了征讨与收买的策略之外，汉皇也学会了利用外交使胡人互攻。汉朝为了寻求共同抗匈奴的盟友，派遣使者循丝路而穿越大草原游牧民族南侧的中亚绿洲。西边另有羌人（后来的西藏）等部族在贸易孔道上为患，在汉朝武力强盛时期--如武帝之时，在西域设有「都护」之职。全盛时期的汉军曾越过帕米尔，进入二百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军曾攻入的中亚。

我们应明白，中国的制胡策略结果得不偿失。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1989）就内亚细亚的情势指出，中国皇帝必须在强大的游牧民族来进贡时回赠厚礼，或是在其游骑袭击时奉上不得不给的战利品。事实上，中国的货品是游牧生活中必需的。巴菲尔德表示，中国统一时，草原部族较愿意接纳一些与中国有交流的单于为霸主。这些霸主是中国替他们造势才壮大的。

 

法儒混合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喜欢法家，官僚们却喜欢儒家。统治者可以用赏罚为有形的诱因（有形到可触可感的地步）来管理百姓，官员们却不是仅靠奖赏与威吓就能够鞠躬尽瘁的，儒士认为，统治者遵循礼制以身作则便是有德，按葛莱姆（A．C．Graham，1989）所说，是有Potency（效能、潜力），能引动他人接纳、支持，甚而崇敬他的统治地位。如果他力行道德推行文治不见成效，仍可诉诸重典，甚至用武力。使用暴力一直是统治者对于其百姓与官吏独有的特权，但是他不能只靠强力统治，因此需要儒士的协助，以表现他时时怀着行乎仁、止乎礼的心。在儒家思想的导引之下，皇帝日复一日履行他身为「天子」应行的仪礼（现今白宫安排的摄影问话记者会，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从一开始，儒士身分的局限已经显而易见。孔子当初的目标是要调教一批品格优秀的菁英，这些人应当能得到一般人的尊敬，并且能导引人君的行止。孔子无意自任统治者，也未立意要直接去教育一般大众。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礼，其次是仁，第三才是智。他以自身为弟子门人的榜样，教他们日后成为帝王时代的儒官。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形了，哲学家应负起的中国式的先知先觉大任不是去惊扰大众，而是去导引统治者。狄百瑞（W．T．de Bary，1991）曾指出，儒士们并不企图建立「自家的势力基础……不论何人在位为王，他们以士人的个人身分面对政府……这种制度上的弱点，高度不自主的条件，以及极端的欠缺安全感……使儒者注定为帝制中国的政治中的孺者（软弱之人）。」他们必须找到能庇护他们的恩主，想要在帝制既有权势结构之外发出独立的声音，并不是容易的事。

 

李约瑟曾说，中国人接受了「有机体的哲学，一种不需授命者便井然有序的意旨和谐的观念」。这与世上其它国度非得有超自然神祇不可的倾向正相反。西方人看中国的时候，老是把中国的情境套入自己的成见。其实中国人虽然一般都把「天」视为宇宙间至高的力量，却认为它是在自然界之内的，并不是超越其上的。我们不要再往深渊里走，只要看清楚，古籍中记载的汉代思想是以人类为自然之一部分的观念为基础，以统治者与其祖先特有的关系为基础，而这些观念在一千年前就是商代思想的重心了。

 

汉时的中国人认为天、地、人之间有类似之处或是彼此会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天象、自然万物、人的社会之间有相互影响力。人们便从这种关系中认清自己在宇宙中应居的地位。这种「相互关联的宇宙观」（correlative cosmology），亦即韩德森（John B．Henderson，1984）所说的「缩小宇宙的人与整体宇宙的自然界之间的一致性」，可以从大约公元前一三九年撰写的汉代作品《淮南子》看出一些端倪。书中说：「故头之圆也象天，足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

只要能明白人类与自然万物有近似之处--数字命理学上的、解剖学上的、心理上的、道德上的近似，这个游戏不拘人多人少都玩得起来。甚至到了现代，中国人还有用数字代表重大事件的习惯，如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例。中国思维上这种数字命理学的固习，以「五行」之说表达得最明显。数字命理常用的三、四、九等数日，都比不上五行，亦即金、木、水、火、士。有了五行的依据，汉代宇宙学家又指出五星（是当时都看得见的）、五季、五方、五色、五音、五帝、五脏、五关、五牲、五谷、五岳、五刑等等。这种以五为数的系统可用来解释变迁，因为五行是相生相克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即是，金克木、火销金、水灭火、土挡水、木制土。

 

关联性的思考对于研究任何古代社会的社会人类学家而言，都不算是新闻。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在中国特别盛行，而且影响思想方式的时间特别久，原因无疑在于中国有倾向集中的国家社会形态。由于凡事都以皇帝为核心，关联性思考方式--尤其是皇帝与自然界有密切互动的现象主义的观念--成了一种学说。

 

儒家胜过了战国时期的其它各家思想，乃是因为儒家自称--而且确实成为--皇帝不可或缺的策士。就广义的历史环境来看，如阿瑟·赖特（Arthur F．Wright）所说的：「士人阶级……与君主政体开始合作。君主提供了权力的象征与主要资源：王位、警察、军队、社会控制的工具。士人们提供了有关惯例与权术的知识，以使权力合法化，使政府发生效力。君主与士人都身处于以农业为根本的两个阶级的社会。」

 

最主要的就是史前时期极重视的阶级分等，其道理是：唯有将人们按尊卑分明的阶级组织起来，才可能有条理秩序。因此这个阶级分等的原则即是强调本分，而不强调权利的理由，依此理，如果人人尽其本分，人人都可得到他应得的。所以，儿子孝顺父母必可得到父母的赞许。应尽的本分都尽到了，社会有条理秩序，大家都受益。

所有应尽的本分之中，「忠」是最重要的。儿女对父母尽孝也是忠的形态之一，这种忠诚可以确保父母亲在家中的执掌之权。扩大到国家政府，「忠」则可确保臣子们对于皇帝与朝廷的拥戴。尽忠的观念深植于为臣者内心，以致一朝败亡后，臣子往往宁死也不向新朝称臣。

尽忠意念之强烈也许可以解释编年史上不时出现的奇特反常事件。有一个无从解释的情况是儒士名臣传记中不断提及的，即是--有些名臣遭到斩首。后来的朝代中有臣子当众受杖刑，这或许是君主专制较严重时期的不幸事件。但是斩首应如何解释呢？诚然这不仅是被斩者遭到的重大事件，也是国家政府价值观的表征。否则皇帝怎能以行使自古以来王权的态度只凭最小量的法律程序就斩杀大臣？

赐死仪式后来变得较不血腥了。一八五八年间，皇帝赐丝绳给与英、法谈判条约的大臣，因为此人在洋人之前丧失颜面。皇帝恩赐他自裁，由他的仆人帮忙完成。

这些当然都是帝制下儒学的法家层面。史华慈（1985）提示过，依照法家指示，统治者「应当严惩不孝不悌者，使刑罚制裁纳入以家庭道德为至高约束力的家庭组织内心……统治者的德行表彰于其道德影响力，同样也表彰于公正的处罚。」

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出几种含意。第一是皇帝与臣子角色的相反；皇帝可以做出冲动自发的、无理性的、不可预测的行为。臣子的行动（或不行动）却是循常例的，可以预测的。第二，皇帝被认为握有当然的、不受约束的生杀之权。受其害者没有权利可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理论从不提权利二字。第三也是最突出的，即是，皇帝杀大臣之权几乎是人人认可的。没有可供臣子投诉的法庭。也许别人会不服，但是除了以各种方式抗议，或甚而集体反叛之外也别无他法。这种情势无疑是从古时仪式上认可的暴力行为传下来的。如刘易斯以战国时期的资料证明，狩猎时扑杀野兽与征战时杀人都是统治者的本业专长，甚至在活人献祭废止以后仍是如此。

这不免令人怀疑，西方与现代中国的学者是否低估了皇帝在中国的观念系统内的超越性地位？「天子」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世间的神」，按西方用语，可以说是神的化身。王室的宗庙即是崇拜皇帝的地方。也许我们必须先明白皇帝在中国国家社会之中的地位是中心神圣，才能够理解皇帝斩杀大臣的权威。儒家信徒并不担忧死后会遭什么报应，因为他生活在过一天是一天的环境里，荣辱生死操之在皇帝。以死后为信仰重心的西亚人和欧洲人害怕下地狱，只关注今生现世的儒家信徒却是唯恐触怒皇帝。神就坐在京城皇宫的宝座上，胸怀抱负的人臣时刻不敢忘记这一点。若有臣子被砍了头，只得承认那是现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an act of God）。

这样的思考路线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文与武的关系。「文」根本上是指文字文书，引伸而指在思想、道德观念、信仰、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我们可用最笼统的「文制」称之。「武」含有用猛力的意思，故可泛指一般武官。儒家调教的士人阶级曾经竭尽所能地扬文抑武，我却怀疑文武结合时（武也包括建立王朝、消灭叛徒与恶势力、惩罚官吏），是否武强文弱。举例来说，尽忠之德（属文）和威吓之力（属武）一样强吗？似乎每当皇帝想要控制住局面的时候，威吓即是其一大策略。

 

墨子刻（1973）曾指出，皇帝显然「利用了一切可用的认可支持--不论是为压制的、为图利的、为规范的」--视情况所需综合使用。「他行使恐怖暴力时，通常搭配着道德义愤的口号，意在以规范为取得士人菁英首肯的正当理由。」

与皇帝对文人臣子的生杀之权并行的，是皇帝控制书籍与教育--学术系统与智识传播--的力量。几乎每一朝代都曾主动收集天下书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不过是比别朝君主做得更凶猛而已。肯恃·盖伊（R．Kent Guy，1987）的结论是，假如「统治的艺术与写作艺术在古代中国一同发展，那么，两种行为基本上的协调一致性，很可能已经同时构成儒法二家学术观与统治观的基础。」

 

汉朝衰亡的历程与一般无甚两样：是地方坐大而消蚀了中央势力。朝廷的积弱原因很多，如连续多位皇帝昏庸、外戚干政、宦官夺权，以及朝中党派之争。偏袒私人与腐败政风导致的后果是：无能的人居要职、百姓受压榨剥削、商贾豪门的利益受忽视、中央军力变弱。中央既弱，地方上豪门世族的势力却变强了，这些大族有地产、有城邑，在城邑中还有自己的工商业。强弱相互作用下，华北一个胡人出身的大族与其家将扈从发动的叛乱，终于导致汉朝于公元二二○年被篡的下场。

 

佛陀可能于公元前六世纪时生于尼泊尔，本来是贵族，却舍弃了王宫的锦衣玉食，从冥想之中悟出法轮的大道理，亦即是轮回之说。这也可以称为「起源赖他」（dependent origination）的一种生命哲学：万物皆受连续关系之中其它事物的制约，所以人生的烦恼其实是受某些条件左右的，排除了这些条件，才可能解除烦恼。因此，欲望--最后终将导致痛苦--是受感官刺激之乐牵引而生，而感官之乐又因六根而生。佛教的目的因而成为：要切断将人缚于激情、欲望、爱慕的制约连锁。依据此一前提--烦恼是制约而生的，而制约条件可以消灭，早期佛教徒发展出许多理论学说。

现今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一种佛学观念是「根本现象」（dharma）之说。这其实也就是元素论或原子论，认为物体不是本身实有，而是由其组成部分集合而成。佛家高僧相信，人只是许许多多部分--或现象--组合成的；并没有人格、灵魂、自我。「现象」有多种类型，有的属于形与质，有的属于感受，有的属于心智活动方面。总归起来，可以解释经验，构成无我观念的基础。这正是佛教徒追求的解脱烦恼之途。既然经验的组成元素都可以剖析为在时空上不相干、不连贯、分离独立的，确实认清这个真理以后，便可以消除自我的幻象而从法轮中解脱。不论称之为「逃避」或「觉悟」，这种境界一直是世界各地的神秘主义者所追求的，也是中古时期中国人渴盼的。

大乘佛教从印度北部传入远东的时候，其古老教义已经大有改变，因而更容易吸引一般大众入门。新发展的理念之一是，可以祷念已经得道却留在人世中救助他人的菩萨，求其慈悲救度。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象征慈悲之心的观世音菩萨，其次便是阿弥陀佛。靠得道者之力使他人得救的想法，凭借的是功德可以转移之说。另一个与此并行的观念是行善，这个观念既补充了原始佛教的不足，也使得佛教在中国和日本成为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

大乘教派也发展出一种自身验证的教义，称之为涅盘，以为佛教徒终身修持全力以赴的境界。但佛陀认为这种境界只能意会，所以未作解说。

 

外国来的抽象观念改用中文字表达时，几乎都免不了被中国化。除此之外，异于常俗和扰乱社会的价值观也不会被采纳。赖特（1959）指出：「佛教给予妇女与母亲的比较高的地位，在早期的译经中都改了。例如，『丈夫支持妻子』改成『丈夫支配妻子』，『妻子慰藉丈夫』改为『妻子敬畏丈夫。』」

在第四世纪以至后来，华北的异族入侵者接受了佛教。部分原因在于佛教和他们自己一样，在他们正着手接管的旧秩序中都是外来者，佛教僧尼可以和他们合力教导人民顺服。对于逃到南方去的上层阶级汉人而言，佛教又可以为旧社会的崩溃提出有达练知性与符合美学的解释与安慰。在这样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帝王和百姓都想从宗教中获得救赎。这个时代也留给后世伟大的艺术品、雕刻、石窟佛龛。若以当时佛僧与佛寺的社会角色、宗派的繁衍、政教关系与后来中古欧洲基督教做比较研究，更可以有丰硕收获。例如，佛寺和基督教修道院一样曾是旅人的收容所、逃难者的庇护处、慈善救济的源头。佛寺佛僧也变成大地主，在政府中担任类似大臣的职务。

 

隋朝王室是有胡人血统的杨氏家族，家业在古时周都长安与汉都洛阳之间。唐代开国皇帝也是突厥武将出身的贵族李氏的后裔。这般贵族武官与汉人通婚，也彼此结亲，形成能够担当征服统治大任的庞大同源的领袖集团。华北的游牧民族君主都刻意实行汉人习俗，包括语文、衣着、政府制度，致使其胡汉混合的国家在历史记录中看来像是中国正统。

 

好大喜功的皇帝当朝，造成过度的精力爆发。这种情形使人将隋炀帝和秦始皇这两位在位期甚短的皇帝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做得过了头。炀帝为了伐高丽而耗尽自己的资源，虽然获胜，却促成骚乱四起，终至丧失「天命」。

唐代的开国君主谨慎多了。继承的隋室基业包括占地七十余平方公里的京城长安，以及第二京城洛阳。唐朝不像汉朝那样朝中大小事和全国性的事务由同样的行政部门负责，而是依隋制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个部制以后一直沿用到了二十世纪。另外还设置谏官负责监察官员，甚至可以规诫皇帝的言行，同时也有了初期的考试制度。

 

唐代的艺术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其武功。唐诗变成了以后世代的典范。唐代的蓬勃创造力，也使得社会风气较开放，都市生活纳入了来自日本、高丽、越南、波斯，以及西亚各地来的外国人。佛教令唐代承袭自汉的文化多了一分特色。东南的新兴国家无一不模仿唐制。

 

不论佛教或道教，都未能脱离政府管辖而独立。僧道寺庙都是权力组织分散，仰赖地方的赡养，却欠缺有系统组织的俗家信众，也没有任何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在政治性事务上处于被动。

道教观院--不包括道学思想家和炼丹术士--也和佛教的情形一样，广建宏伟的道观，派别众多，却未能建立起俗世化的组织。道教观庙始终只是各不相关的单独体，配合民间信仰而生存。从本质上看，道教便无力成为中国政治中一股强大而有组织的力量：它呈现的是个人信仰范畴中，儒家思想以外的另一条路，却把实践信仰的空间全都让给了儒家。

从另一方面看，道教藉其发展历史悠久的炼丹术，从追求生理上的不朽与较实际的炼金两方面，对中国科技大有贡献。道士们做生理实验化学实验调制不死药，并且寻找药草，汇集成功现今世人仍在参考的药典。炼丹术则促成了制瓷、染色、合金等工技，并且导致罗盘、火药等在中国发明。道士的许多成就，按李约瑟说，是「原始科学（proto-science），而不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

 

唐代的第三位皇帝是个软弱无能之人。他的皇后武氏却能以长补短，先后藉皇帝之名、她继立幼主之名、以及她改朝亲自称帝之力，操控贵族势力达半世纪之久（约公元六五四～七○五）。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是极有才干而懂权术的政治家，但是她为巩固权力而使出的谋杀等不正当手段，却在男性臣僚中换来骂名。她的手段也造成冗员过多和种种腐败行径。公元六五七年间，唐朝政府治理大约五千万的人口只用了一万三千五百名官员。选自足农为兵的府兵制，令农兵在各府服劳役，减少了政府养兵的费用。政府为了使农民有田而独立，按均田制定期按户口重新授田。唐太宗是天天与佐臣们亲自理事的，在武后操纵下，皇权变得遥远、阴谋、专断。她打破了西北地区大族的势力，让华北平原有较多机会发言。进士科考出身的人渐渐成为官吏之中一个小的新贵集团。她的功与过至今仍是争议的题目。

玄宗一朝（公元七一三～七五五）是唐代的盛世，但是衰象也在不断累积。首先，便是军事的过度扩张，庞大费用耗掉了国本。唐军曾远征西南边境，向西又过度远伸至帕米尔高原，以致于七五一年间在撒马尔罕（Samarkand，今乌兹别克东部）附近被阿拉伯人击败。此时府兵已逐步改编为分属九个节度使的职业军队，主要设于边疆，由总掌兵权的将军统御。

六部主持的「外廷」，变得例行公式化而迟缓无效，六部的大臣--以皇帝之名代皇帝执政的人--也于此际陷入党派恶斗，而皇帝本人却利用宦官发挥其「内廷」的控制势力。玄宗老年时宠爱杨贵妃，任中央权威日益腐化。杨妃收了宠将安禄山为干儿，安禄山却于公元七五五年起兵造反，占据了京师。七五五至七六三年间，兵乱震撼全国。玄宗逃离京城后，在将士逼迫下将杨妃缢死，他的皇家情史（后代经常重述的）终于以悲剧收场。八年后唐室名义上恢复了统治，但以后一百五十年间再也不能恢复盛唐时的气象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个后果是增设兵镇，种下以后藩镇割据的初步。对边镇控制力形同乌有之余，关中的政权还得向军阀让步。唐室无法再以统一的法律制度从中央统治全国，官吏也无力推行全国性的政令。随后便是地方各自为政，中国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变成了空壳子。

 

戴维·琼森（David Johnson，1977）说：「在英国、法国，一个人要登上很高的社会地位，从事律师、医生、商人、教会神职、军人的生涯，都可能达到。中国却不然，只有一种职业阶梯有此意义：政府文职。」

 

虽然隋唐时代开始有了科举，却不是进入仕途的最主要管道。取士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步骤而不是法律程序，是因为私人关系在社会背景中形成一种液体基质（fluid matrix），官位候选人在其中谋进，家族地位也在其中得以保持。

 

到了第八世纪，做官似乎已成为衡量家庭地位的主要准绳，门第出身退居次要了。一切都要看登录为士族的人自己的官位，而不是看他的家族门第。官吏依法不再被视为贵等阶级。唐制虽然选派官吏子弟任低阶官职，但已无明文认定大族门阀的地位，或给予这些家族任官的特权。贵族大家的利益毕竟抵挡不住朝廷的制度。

丹尼斯·崔维泽（Denis Twitchett，见CHOC 3）认为，唐朝便是从此展开统治权的转移，从贵族统治--此制之下的皇室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发言人--转变为训练有素的官僚体系治国，官僚们多是由科举选出。贵族势衰后，中央政府较能驾御地方。皇帝渐渐成为一人高高在上，远离战场的伙伴，只听从新官僚体系出身的朝臣的意见。

晚唐贵族失势的同时尚有另一个重大变革，即是政府退出了亲自管理全国经济生活的地位。乡间的分授土地的均田制解体，都市里官方市场与定价制的崩溃，都显示经济状况已超出政府能管制的范围。地方州官管辖之下，穷人愈来愈多。为了撑住中央，税制改为夏秋两季，按规定土地每年应纳配额征收。自公元七八○年起实施的这种「两税法」，结合了土地税和户口税，税额经谘商而订定，使中央不致匮乏，却也表明政府已经无力控制私产与土地自由买卖了。

安史之乱过后，政府对贸易的监督也开始瓦解。唐朝的政府本来是藉调节买卖使官方监督下的市场利用平稳的物价协助农民生产，同时遏止人们不正当的图利之心。从商贸征取的税收并未受到重视，除非是财务出现困难了，而这种困难每逢有军事需求或王朝衰征时一定会发生。中国的市场活动网络（如绪论中提及者），不久就要在宋代出现，而且其活力将超出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

 

大体上，唐代文官体制的建立，助长了儒家学术的重振。有关唐宋交替的这一层面，大卫·麦克穆论（David McMullen，1988）最近作过研究。在唐代的学校制度、科举、尊孔、政府仪典，以及史学文学的培养之下，经学古文有了持续的发展。唐代士人阶级的壮大，也为北宋学术思想鼎盛先铺好了路。

 

几十年前最早进行宋代科举研究的人士认为，这是比真才实学的制度，使青年才俊不被埋没。近年来更详细的研究却显示，豪门巨族还是有超出比例数目的子弟进阶为官。除了因为大家子弟有良好的读书环境条件，也因为有推荐管道和关系影响。

贾志扬认为，宋代三百年中，科举之为谋求官职手段是每下愈况的，但矛盾的是，报考的人却愈来愈多。这种情形反映的事实是，在朝为官的「当权派」家庭愈来愈有办法安插自家子弟得第。不外乎是凭荫任特权，参加正规考试之外的各式各样特种考试或不对外开放的考试，以及奇怪至极的--只凭连连考试而每考必落第（这令人联想到成绩差劲的学生，起码成绩单上可以得一个「努力：甲等」）！

 

受经典教育参加科考变成证明社会地位的手段，至于得第或落第，有官做无官做，倒也无所谓。罗伯·海姆斯（Robert Hymes，1986）所做的一项社群研究可为例证。该研究追查出举子阶级之成长如何超过官职之成长，大多数科举得第者，因而根本得不到一官半职。官学注册的二十万生员之中，约有一半要参加科考。得中的五百个人，才有资格进入包含大约二万个职位的文官界。所以，对大多数举子而言，做官之路是走不通的。在此情况下，乡间市场小区成长而需要地方上的领导者，便吸引举子重回故里。南宋的家族地位高下，渐渐不再以有没有人做官为评定条件，而是要看在地方上的财、势、名望如何了。

 

儒家思想主张致力于行为的完美无私。但是由于败类在中国和别国一样常见，儒士们过一阵子就要呼吁改革。大多数的开国君主上台掌权，也是为了要来革除奸恶。科举制度确立以后，宋朝臣子都是正统学术调教出来的，改革者自然也在其中出现。我们观察儒家思想这种周期性的再振兴之时，可看出两个特征。第一，主张改革的大臣通常都希望皇帝授予他们从事改革的大权。他们假定皇帝的独裁权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本源，以为他们可以强化此权、利用此权，却无意走到它背后，也不考虑政府、社会中会有其它形态的权威。第二，想要改革的人把平民百姓看作是被动的接受者，甘愿接纳改革派大臣导引下的善意专制。在他们眼中，商人心术不正只知贪财，军人险恶粗暴好用暴力。改革者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人各守其分，促使以皇帝为代表的统一中央权威得以有睿智的发挥。从这种观点看来，改革是伟大的使命，是保存帝国秩序而且为百姓谋福利（同时也控制百姓）的手段。

 

由于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打击地方豪富的根本，而科考举子和地方上的有势有财者都出自这种豪门，新政经过几年的试行和政界混乱，终于遭到罢黜。继起得势的一派，以同期的史学家司马光为代表。司马光主张朝政不应师法古圣先贤理论上至善的典范，而是应从研究历史撷取教训。因此撰写了《资治通鉴》，以编年方式记载了从公元前四○三年至公元九五九年各朝代的历史。其中选述的史实，多在显示各种不同的政策如何推行。这种务实的编写方式，促请天子「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勿再奢望效法圣贤而搅得政局大乱。既定的秩序当然有需要修正之处，但不能按一纸蓝图就全盘翻新。地主与佃农乃是人的天资不同造成的自然后果，何需扫除？为人君者的首要职责乃是选任贤能，而贤材应取于受过孔孟之学教诲的士人。

这种有错则改，避免大恶以维持御用儒学不衰的保守态度，对于中国政体有长远的影响。王安石的目标是，将国政转换成为一个由政治权威领导的整合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个秩序中，没有政府与社会之分，也没有政治性与道德性的差别。而司马光认为，国家必须由士人这个独立的特殊社会菁英阶级来统治，士人则大多来自有为官传统的家族，受过做官应受的教育。

 

我们看一看中国古典学者的写作方式，就更能了解中文著作翻译后为什么有关其释义的争议不断。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学者认为人世是源源不断的具体现象，值得仔细观察逐年记录，但是却不怎么利用分析式的归类。建立逻辑系统本来不是他们的特长。德克·博德（一九九一）说：「即便是朱熹这样的大家，我们仍得从那令人头昏的各种各样记诸文字的言语、古籍的评注、写给友人的书信与其它零散文件中归纳出他的系统来。大师本人并没有一部总结性的论述。」（这和同期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可不一样。）

从事古文撰述的人受的是纂辑的训练而不是创作训练。他们先要熟背大部的经书和历史，再以大量剪贴古书古史章句的复制方式汇成自己的著作。如此不注明出处地引用他人的文字，现在人可以称其为剽窃。可是中国古代的著述者大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存记录，鲜少自视为创作者。

翻译的困难出在中文文法没有单复数、动词时态、表关系的格与性的变化等精确规格；也没有可以辨识字词衍生来源的办法，顶多是从偏旁或读音上去找。反过来看，读者却可以从文句的抑扬顿挫或词语对仗上找出某些含意。这是我教授清朝公文翻译二十五年来的心得。

文言文的另一个难题是，不大能作抽象归纳或表达抽象观念。例如，要将存在述说成非时间的（nontemporal）而且是非活动的（nonactive）抽象意念，就是难事。文言文极少用到理论性的假设或是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也不大用得着演绎或归纳的逻辑推理。这一切都使得古文系统难以吸收新颖的外来观念，结果可能就是难以发展出理论性的科学。英译文言用语之中最鼎鼎大名的难题就是朱熹说的「格物」，英文译之为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事物之审检）。有些现代学者会觉得意思是要对自然界进行科学性的研究，其实按刘广京（1990）解释，意思是「借着详究古籍与细查历史与日常生活中的原则而获得道德知识」。

上述的造成意义不明确的诸多原因，加上现代研究哲学者的概念知识不断增加，使理学仍是新见解新兴趣可以垦植的沃土。

 

士大夫阶级高于农民百姓之上的地位维持不衰，不仅因为拥有土地之故，还因为延续书画、文学、哲学、官场生活等传统的「士」大多出自士大夫家庭。我们如果拿中国的士大夫社会与截至近代的欧洲相比，难免印象深刻。甚至在如今已经大为改变的环境条件下，理学家的观念系统仍可再度以调适过的形态获得人们尊重，甚至于受到拥护。理学家以个人自律为维持社会秩序第一要务的主张，是许多人欣然同意的。

 

彼得·波尔（Peter Bol，1992）认为，从科举策试的题目可以断定，南宋的人相当明白有军事困难存在。然而他们仍旧依赖靠社会下层糟粕组成的佣兵，这些人欠缺纪律，连指挥层级的人亦然，岂能把决策权交付给他们？以文率武乃是统治阶级控制朝政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却使国家的武力不振。宋的国土和军事资源都比相对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大而多，可是宋的大臣们都不好武。查尔斯·贺凯（Cherles Hucker，1975）以及其它人都认为，南北对峙时期的中国这一部分变得太过文明，以致没有了抵御外侮所需的尚武精神和族裔意识（sense of ethnicity，不同于culturalism〔文化主义〕），而且外来侵略者通常都承诺按中国方式统治。事实是，儒家思想熏陶的人特别宜于行政治理，却不宜于掌握大帝国的权威。他们毕竟受的是实实在在文职官的训练，也有「暴力孳生暴力」的先知卓见，即便如此，南宋阻住所向披靡的蒙古人达四十五年之久--将近两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托马斯·巴菲尔德按年代顺序记述的草原部族入侵史料，可提供有关中国皇帝对边境外患关系的正确观点。巴菲尔德认为，中国国力强大时与外来部族的关系培养了这些部族的霸主地位。如汉代强盛时，匈奴在内亚细亚称霸，唐代则有突厥。主张维持这种关系的看法后来遭到阻力，而证据显示，阻力主要来自中国这边。

宋代因为与内亚细亚无甚接触而不易获取作战所需的马匹，构成很大的不便。秦汉、隋唐之际都透过贸商或使者与内亚细亚的强势外族保持联系。各朝都善于寻得盟友，并且利用某一族势力抵制另一族势力。宋朝的外交政策不当；先助女真人抵挡契丹人，随即败于女真，继而联蒙古抗女真人，之后又亡于蒙古。运用这种外交政策，可能是与内亚细亚没有直接往来，对其生活也仅止于最低限度的参与之故，其实宋代中国与好几个周边国家并存，包括南方的越南、西南的南诏、西北边的西藏和西夏、北边契丹的辽。因此中国实际上的外交处境，按莫里斯·罗撒比（Morris Rossabi，1983）所说，是「在地位对等者之中」。明朝自称高于所有他国之上的地位奠定，还是因为十三世纪的蒙古大帝国开了先例。

 

皇帝独裁是与官僚政府互补所必需的。因为它是未例行化而自主的，变动改革和猝发的阻力都由此而来。它的作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而且隐含着灾祸。在有条有理的儒家秩序中，皇帝既在层峰发生作用，同时又代表极端形态的强烈失序。他称得上是大刽子手（the great executioner）。

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是这两种作用共同管辖的状态。内亚细亚部族勇士们持续不断的草原游牧黩武活动模式，助成了皇帝掌大权的功能。另一个功能则由中国的儒家文职行政官来完成。每一朝代开创时都是尚武的，待基业奠定了，用的官僚全是文人。两者的意识形态都符合其需要。诉诸暴力的开国之君相信「天命」，夺天下的阻力消失之时，便证明天命确实归属他。朝中为臣的这些读书人却鄙视诉诸暴力的人，因为用「武」即是欠缺「文」（修养）的表现。儒者之邦的主要迷思即是，君主堪为表率的端正行为证明他有德，有德便可吸聚子民得授天命。这话是有理的，只要造反叛乱者闹不起来，而治乱的上策是处以斩首极刑。

这桩儒家治国迷思的一大弱点是，君主若要持续主政，决不能舍弃为了维护社稷随意砍人脑袋的武力特权（militaristic prerogative）。所以，「帝王儒学」下的政府是由为一位独裁者效命的官僚们操持，君臣是相互依附的。这种政治实施起来，受儒家熏陶的地方行政主官能够率军平乱的时候，文武均衡的状态便可以达致了。许多读书人是专精于用兵的；有些还成了名将。但是他们能否掌兵权都在皇帝一念之间。

中国人在宋代将科举发展成为培训忠顺官僚的完善制度。同时期的外患--契丹（辽朝）、女真（金朝）、蒙古（元朝）则证明了皇帝权威的尚武根本是有用的。古人说的中国只能按儒家重仁、尚礼的方式治理，只对了一半。御用的儒家思想要发挥功用，必须统治天下的一朝能掌握足以消灭叛乱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正是内亚细亚外族的特长。我们看得出来，中国的行政官与内亚细亚的外族势力自古就有不同的功能专精所在，以致外邦异族在中国的统治上参与愈来愈多，有时候甚而全盘接管了。

 

宋虽然富裕先进，却无力征服戎狄，主要原因也许不一定在于欠缺实力，而是在于欠缺决心。

按李约瑟说，火药是中国的炼药术士于公元第九世纪发明的。中国抵挡外患的时候用过简单的炸弹和火矛，但是这项军事科技上的伟大突破显然未受到读古籍诗书的宋朝大臣的重视。在此我们发现，儒家学问迟迟不跨跃科技的马背。

 

说金朝皇帝要追求的是「汉化」，并不恰当。他们并不想要「变成汉人」，而是要展现皇帝主张文治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具有超乎族裔性的价值，凭此可以使汉族百姓和入侵的游牧者在统一帝国之内和平共荣。换句话说，中国本来的文化主义（儒家所持的思想行为方式）被异族的统治者提倡了。统治者维持其族裔本色，同时在中国和内亚细亚以皇帝的身分运转。金人便是这样发展成多族裔帝国的理论基础，再由其后裔的满清将它发挥到极致。

金朝皇帝为表示其国朝为「正统」，采纳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刻意执行皇帝应行的祭拜仪礼。据陈学霖（Hok-lam Chan，1984）指出，其中首要的是商代特别注重的祖先社稷祭拜。这些仪式可维护周代主张的天命之说，以及孟子提出而由儒家学者发扬光大的智者君主行仁政的教条。汉初以五行交替为中心理论的相关性宇宙观，也传到了后代。这套假定自然现象与人为事件有相关性的理论，强调归属五行、颜色等等的重要性，因为一朝地位可由此而合法化。例如，汉武帝便选中土德，尚黄色，以五为吉数等等。以后的朝代，不分大小，也都按五行交替之理来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如唐朝也选土德以表示继汉的正统，宋朝则崇火德，尚红色。金朝因此以土德承宋之后。

 

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还包含一个事实--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必须将它作一番合理解释。韩国观察者后来发现，在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内，读书人可以厌恶清朝统治，却不会留下表示厌恶的记录。这种内心愤恨，外表接受的态度，与古今大多数受专制压迫者的态度相似。这种态度需要表现自制力和某种程度的虚伪--假装的顺从。表面上承认，内心却否认统治势力的正当性。抱持这种态度会使大多数人看来正如统治者指称的那样--对政治漠不关心。

 

中国古典的理想是，每个农民都应该是潜在的、有自卫能力的军人。自秦至唐的各代，军队都是招募百姓组成的。秦汉的制度规定，身体健全的男子，一律要服两年徭役。隋朝和唐初用的是府兵制，令某些家庭提供服役的壮丁，并自备装备给养，有男丁服役的家庭可以免税赋。唐初约有六三三个府兵单位，每府约有一千名兵员，府兵多设于西北地区和京畿一带。公元七四九年府兵制废除，以后的唐宋就以雇来的佣兵集合成军，这些人的品行使军队的声誉大坏。

 

占领了中国之后，戍守的蒙古军队都分得了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减少的土地，必须靠自己或奴隶的耕作换取生计。家传的战斗能力不久就退化了。蒙古大臣自成一个不掺外族的自家相传的领薪俸的贵族集团，即是武官们居优势的一派。但大体上，中国的蒙古军人变穷了。他们有的娶了汉族女子，许多人丧失了地产，甚而迫得卖让妻儿，有的人因为逃债而沦为游民。在太平时代做世袭的军人竟成了大不幸。

 

元朝政府不用南宋人，也不干扰南人的地方社群，因而刺激了汉人的私人学术发展。数千的汉族士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任用，可以自由从事个人志业，进而成为汉人社群中的领袖，孔孟教诲的传承者。因此故，元代有曲的兴起发达，绘画也发展至顶峰。学术界大力提倡朱熹的自我道德修持，以个人的品格修养为社会秩序与良好政府的基础。除了朱熹学派敦促研习客观世界之外，另一位理学家陆象山的信徒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与这些较哲学思考性的学风同时发展的权术学派，以研究实用的政治制度为主。这两类学问，一讲道德一讲功利，同样强调「忠」。与其说是对某一国朝的忠，不如说是对于理学大道的忠。此外还有重法的理论，目的在矫治政府的专断无常。

 

宋代转变极深极广，以致日本史学者内藤湖南从其中看见了「近代」中国的诞生。他所指的近代中国是一直延续到他自己的时代的清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藤在这个近代之中看出两个势力层：一是专制皇帝与其「亲信及走狗」，二是「中央任派的官僚之下的地方社会」。这个新生的近代时期的特色是，「政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重要性渐减，同时文化的重要性却渐增」（见Fogel，1984）。内藤看出这个过程的一种移转，即是我们曾指出的，从贵胄家族的寡头统治，移转至较强势的皇室利用有学养科举背景的官僚与地方士大夫统治。皇帝远离了每天与寡头统治同僚的非正式接触，变得更专横。「其后果」，按崔维泽（见CHOC 3）说：「是皇帝和社会之间以及皇帝与他藉之发挥统治权的大臣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崔维泽认为，内藤的论点「很经得起现代研究探索的考验」。但是这个论点并未特别关照宋代的全盛发展以及外族征服对这种发展的阻遏。中国在宋元两朝下的不寻常发展，以及后来阻碍这项发展的因素，似乎早该有人来重作一番评估了。

 

从一开始，异族入侵者就有助于维系政治挂帅的地位，使政治控制了中国古来固有文化的、经济的生活。如今政治仍然（或是格外）控制着全局，愿意被控制的倾向，主要是受理学意识形态的加强，因为理学家强调在层次分明的社会秩序中向权威尽忠，并且较看重务农的自给自足，却看轻较难控制的贸易发展与对外关系。在政府专制持续加剧的同时，随附着的是前文提过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化的重要性渐增」。

 

洪武皇帝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多样化的国政之上，维持中央控制权。为达此目的，他颁下了无数规范子民行为的忠告，包括法律、典章、祖宗训示、一系列堂皇的教谕、乡村法令、礼仪规程。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认为，这许多规章形成了一幅理想社会秩序的蓝图，还包含了支撑这个秩序的奖惩条款。洪武皇帝不怎么像黩武者，倒更像理论家，满脑子的概念。

至于实际行动方面，洪武皇帝基于个人经验，了解农村的疾苦，尽可能用政策压低田赋、种植树木防止水土流失、维修黄河长江上的堤堰、在谷仓中储粮防饥、编里甲以杜绝盗匪、鼓励士绅济助贫病者。但是他的经济理念只限于传统儒家的看法，以农业为富国之本，认为商贸是剥削的、可耻的，并且以节俭为皇帝的主要德行。

太祖洪武的政府曾试图培养自给自足的小区，让大众自己管理自己，让军队自己屯田供粮，由人民服徭役自筑道路或供衙门差遣。皇帝本人的俭省也延及官吏，只发放有名无实的微薄俸禄，迫得官吏们只得谋取法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因此，太祖的不增税（no-new-taxes；布什语）终不免导致贪污腐败。

 

必须在文与武两者中做一选择的时候，明太祖尽管法令多又爱说教，却站在暴力的这一边。其后果是可用的人才丧失与恐怖统治，儒家好仁好礼的政府根本无从施展。

 

明太祖的判断错误，大体上可溯至他非巩固维持个人控制不可的决心。由于他一心一意要独揽大权（这乃是自古留传下来的一个必要），便于一三八○年取消中书省，废了宰相，使身为皇帝的他成为全国民政与军事的「总经理」（CEO）。这么一来，他有了控制权，但也有了极沉重的负担。明朝行政制度的研究权威贺凯（Charles Hucker）指出，曾有一度，太祖在八天的期间收了一千六百件奏章，其中共计有三三九一条请示的问题。按每天十小时批阅两百件的速度来算，每件奏章平均看三分钟时间。以前的朝代中，这种每天例行的公务，由宰相带领一批属员去处理。在明清两代，这个重担落到了皇帝身上。既然皇帝不见得都是超人，皇帝的办公室通常成为一个瓶颈，政府因而更容易堕入无效率可言的例行公事。

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层僚斩了首，而文职官僚及其工作必须由外廷的首长宰相领导（外廷即指六部、监史台，以及京中其它官署）。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内廷）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它特殊事务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

 

皇帝的个人生活和仪礼性质的行为，都是政府活动的一个部分，应受儒士、道学家的监督和评判。

在太监的管理下，宫中开销无来由地扩大。皇帝的亲军卫「锦衣卫」的费用也是如此。锦衣卫除了负有保护皇帝的任务，还是一个特务机关，主管令人闻之丧胆的镇抚司，专门查办政治犯。

 

姑不论洪武时代的朝廷或以后的皇帝如何，明太祖本人是力求节俭的。他规定的田赋约为农产量的百分之十，税率不重。这似乎是善意的轻税，使政府岁入匮乏。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就是使政府发挥不出功能，帮助不了百姓的经济生活。太祖却期望地方小区代中央政府之职，负责各种各样与税金相关的私人花费。为了纳税与管制之便，农民自一三八一年起按里甲制编册，每里之中有十户户长担任甲长，其上再有一位里长。由里长甲长负责全里内的税收和各种差役事务，并且要负责更新户口「黄册」登记的土地人口数据。里长甲长都是轮流制，每十年轮过一回。

这个巧妙的安排和相互监视保安的「保甲」制一样，都有重大缺点。这是饱学的行政官设计出来教导百姓如何履行多种义务的蓝图；却详尽得没有改动的余地。到了必须适应地质实况和乡村生活的人际关系时，弊端开始出现。不用多久，就腐化得千疮百孔了。这个不可收拾的综合症候群还包括税收、军备给养、通货供给等，都或早或迟变得失效无用。在这一切问题之下的，是死守着太祖定下的旧制不改。以至于明朝行政后来无法配合中国需求转变的脚步。

 

国库每一笔收入都在实收之前就预定好应收之数。甚至田赋尚未入库，应领该额的部门就被扣上已支销的帽子，毫无便通的余地。一旦发生水灾之类的事故，就必须以处理危机的方式另募专款。

 

正当贸易成长扩大通货需求之时，明朝政府却拿不出恰当的币制配合，是大大失策。

 

财政体制结构似乎一直跟着明太祖力求节俭的意念走，因为他坚信营利本身就是邪恶的。经商的利益根本上就与社会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必须竭尽可能予以遏止。同时，国家不可求「自富」，因为，依这个天真的观点看来，政府有所获利自然就意味着百姓有所损失。所以政府发展不出可能有的经济力，反而以政治上的控制力为治国的基础。结果明朝便始终不肯建设起运作财政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财政力量，甚至连投资做公共运输设施都不肯。在如此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免就时常要征用百姓来服差役。

黄仁宇指出，大体上看，明代中国若有某一地区显示可能因企业或外贸而成长的趋势，政府不但不觉得应该给予支持，反而反对这种成长，因为它造成的不均衡「终究将危及全国的政治协调」。倒不如把所有的省分都压低在较落后地区的水平。

黄仁宇认为，宋元两代都比明朝老于世故，行政质量也都高于明朝。「唐、宋、元皆未实施过明朝这么僵化的财政结构」，也不像明朝给最高层政府官员这么少的业务责任。「明朝制度代表中国财政史上一个重大的突变。从此以后，政府财务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持政治现状，不再表现出任何动态性质。」明朝面对航海世界的退缩，正是此一卓见所述情形的写照。

 

郑和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带着进贡的使节回中国，事后并且送这些外使返回其本国。虽然也有一些贸易活动，但主要还是进行与大约三十个国家的外交往来关系。郑和出使虽未摆出武力侵略架势，但亦曾数度用兵。

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这几次奉命出使与达加马（Vasco da Gama）或哥伦布的探险之旅的性质不同，航行的路线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非洲以东海上贸易的既定航线。第二，中国的远征为的是外交不是商业，当然更不是为了海上劫掠或殖民。郑和与各国互赠礼物，招徕进贡国，携回地理信息和科学上的新奇事物，如长颈鹿就被当作祥瑞之兽展览。第三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四三三年停止这种出洋远征之后就再没有后续了。而且兵部侍郎更于一四七九年将七次出使的记录数据销毁，中国的海外商业行动受到严格禁止，直到一五六七年才开放。航海时代在全球各地初现曙光的时候，明代中国本来已经遥遥领先他国，却不肯继续向前。欧洲人再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才摸索到起点上。一四三三年以后，再过了三十七年，葡萄牙人才到达西非海南端的黄金海岸。而哥伦布率领总吃水量四五○吨的三桅船队伍出航，则是在一四九二年。

爱德华·德雷耶（Edward Dreyer）详述过中国这些伟大的航海行为如何受阻于儒生出身的大臣们，这些读书人理论上就反对贸易与对外接触。黄仁宇亦指出，明朝财政窘迫，无力担负这样耗费不赀的海上外交。

 

此外，明成祖为抵制科举出身的文官把持朝廷，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任用太监，也引起京师官吏的妒忌。

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京师又面临蒙古势力再起与边境的骚扰。

 

造船只限于小型船舰以后，明朝海上势力渐衰，替中国南海上的海盗打开了壮大之门。这些海盗名为「倭寇」--日本人，实际上大多是中国人。明朝非但不以武力反攻，反而强制执行了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海岸闭关，目的要使海盗因补给枯竭而退，结果仍是徒劳一场。这套国防政策还包括限制外贸，规定所有外来商贸都要装成进贡的模样。

 

进贡制在明朝达到高峰，但是这种自卫形态意味着的不是势强而是衰弱。

总之，反商主义与恐外症（xenophobia）占了上风，中国自此退出了世界舞台。武人势衰了，大局由文官主控。逢到昏君当朝的时候，替皇帝查案、问刑的太监势力就会构成太监独裁，以恐怖手段压制文官。明代中国手握海上扩张的优势条件，却被保守的理学儒士掐死，简直就像是故意错过近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这班船。

这个贬抑的评价来自二十世纪末，正当科技与经济成长在全世界的各个生活层面都造成无数混乱，却还找不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延缓的秩序原则之际。明朝独立而自足式的经济成长，以及其相对的平静安乐，也许终将受到历史学者的推崇，在我们看来是失败之处，或许别人看来是某种成功。

 

在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的是与朱熹同期的陆象山的学说，比较不讲究躬行实践，而是侧重致良知的内在德行修养。他认为本原世界是一整体，既在人心之外，也在人心之内。因此，人应当让致得的良知导引自己的行为。这种说法带有佛家的弦外之音。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按威勒·彼得逊（Willard Peterson，1979）解释，其实是要求「道德知识与社会行为的统一」。阳明学说在日本和中国同样有深远的影响。

明亡以后，清朝后来的批评者攻讦阳明学说太抽象、被动、唯我。因而促成一种观念：明代学术思想培养了理直气壮贬低实用工技的态度。朱熹和王阳明两家理学正统，都教导明朝的为官者肯定合乎道德的言行为治国的根本，却将科技视为匠人与等而下之者的事。

 

一群清高的儒士因为以道德为首要关注，对大小官吏都发出有成见的抨击。政府的实际问题他们看不见，只顾鼓吹儒家名教为绝对的准则，对他们要攻击的靶子发出责难。很难说是那一边比较有理，因为争论重心是道德问题和人身攻击，涉及实际行政问题的很少。一六二○年代，神宗死后当权的太监（魏忠贤）以惨暴手段倾陷东林党，但仍有一些幸存者后来留下对他不利的最终定论。正当明朝极需要有力的领导之时，明末的党争却造成决策分裂与朝廷停顿。

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加上本来已在推展中的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贸易，都在响应日本与中国商人及官吏的行动，形成活络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内部，大规模的陶瓷、丝绸、棉布生产，伴随着盐谷贸易广布、都市增多、从事地区间贸易而更富裕的商人阶级的扩大，同时发展。白银流入中国乃是促成这种成长的唯一因素，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明末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都市生活发展，乃是社会、文化、经济各方面将出现活泼有力新生的前兆。但是，商业活动和西方接触却带来巅覆政治秩序的威胁。十七世纪初的日本便是以断然的态度，对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关闭了自己的门户。在中国，新起的朝代取代了明朝，却继承了明朝对外贸和西方接触的焦虑不安。中国明末的新生之望，似乎已经消磨得没有了。

 

汉胡共治的效率很快就获得证实。明末败亡主要应归因于流寇，尤其是张献忠的一支，其杀戮曾导致四川人口大幅下降。张献忠和竞争对手李自成都曾试图拉拢读书人来帮忙建立朝廷政权，但两人都未成功，也均以败寇收场。满清能成大业而汉人流寇未能成事，根本原因在于满人建立了政治性的体制。

 

满人扩大政治格局的最后一步，和金朝、元朝的前例一样，是接过儒家的术语、形式、观念来，照着该运用它们的方式用它们--支撑并持续政治权威。清初的皇帝们提倡研读四书五经与敬拜祖先，制定祭孔之礼，宣讲并书写「圣谕」（三百年后日本人也在满洲国如法炮制），颂扬儒家德行，并且接受了天子以德服人的观念。

满清入主中国前的十多年间，已经在沈阳组织了仿照汉人模式的行政体制，设有明朝的六部等重要官制，分别任用了满、蒙、汉族的官员。等到进入华北领受天命之时，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可以按汉人的方式来统治，同时仍不失其满族本色。

 

为达致保住政权的首要目的，清朝皇帝必须先办成两件任务，一是维持御用儒学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二是保全外族君主的权威。这两件事有重迭之处，但并不是同一回事。后来便可明显看出，满族统治被历史陷入了反对中国有民族主义的困境，而民族主义显然正成为世界其它各国之中的一个主要动力。

 

治理帝制中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社会各阶层要实行恰如其分的礼仪。儿子对父亲谦恭有礼，一如父亲也会对皇帝和大官谦恭有礼，因为群居社会秩序的本质就在阶级关系分明。依理想，恰当的举止乃是内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即便内心并无感受，外表举止合仪也可以做好与他人共同认可的形式上约束。如此一来，表面上的和谐便可确保实际上的和谐。如韩书瑞（Susan Naquin）与饶懿伦（Evelyn Rawski）所说（1987）：「伦理规范和恰当的礼仪若不被遵循，可能引发在国家里、社会里、家庭里，以致个人身上的乱象。提倡秩序防止『乱』的发生，是中国社会上下一致的心愿。」

 

从明朝的六谕、康熙圣谕、雍正补述可以明显看出，驳斥非正统的意味愈来愈强。麦尔举了十种圣谕讲解为例，认为这都是「承担高层次文化的人有意而且存心想要塑造大众文化」的实例。但是，现在要谈论其成绩如何，仍然嫌早了。

 

其间，满族的领导阶级仍以抓牢汉人士大夫的忠忱为要务。科举制造出来的士大夫阶级人数远超过可派给他们的官职空缺，为了不让这些人闲着，清朝皇帝积极奖励学术，赞助工程浩大的典籍整理编纂。这不仅仅是精明的机会主义，本质也是在履行朝廷的职责。汉、隋、唐、宋、明各朝都有皇帝大收内府藏书。明成祖更于一四○九年编《永乐大典》，这部百科全书共有一万册，许多著作都被抄录编入。康熙皇帝时代编成了著名的《康熙字典》，以及一部共含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大全。肯待·盖伊（1987）认为，这种编书计昼显示皇帝对于一切文宇著作有责任、有控制权，同时对于教育和所有读书人的思想也负有责任、有控制权。

 

盖伊指出，各种笺释疏证由非官方的学者--包括考证学界保守的「宋学」派与较大胆的「汉学」派--整理研究之后，负责编纂的官僚们才在家长般的独裁皇帝监督之下进行编辑。皇帝如此参与的过程，也是支撑其合法性的一个条件，因为这证明皇帝在尽自己的职分。中国皇帝「在学术与知识生活上的特权，大不同于我们在西方所熟悉的一套」。他们「不但是政治领袖，也是贤明的智者，是经书古籍的总管」。我们不妨说，这个道理自商代起就留存在中国政治体制之中了。

清朝廷逐渐利用其庞大的藏书为工具，进行文字查禁。虽然盖伊认为，编书最初的目的并不像西方学者假设的，是要查禁书刊。不过清廷确实曾积极扫荡对异族统治者不利的言论。在搜集各类书籍珍本的同时，编纂官员也找出一切有违官方正统的言论予以销毁。

 

狄百瑞（1991）在叙述「儒家思想的毛病」的时候明白提示过，儒家读书人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是无力自卫的。读书人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除非也们保持对君主的忠忱，或是加入志趣相投的同侪党系。

十七世纪的批评者眼见明末的败乱，但没有质疑君主独裁的理论依据，便重新提倡封建观念：例如，不固守回避的原则，让县官在本籍长期任职，壮大其实力，以压制舞弊的衙门书吏和地方士大夫家族。这种政策能给县令更强的动机、更多机会来整顿地方。但是清朝不能冒培养地方势力的险，所以，只有零星少数人说了真心话，大多数读书人都发现附和朝廷之议是万全之策。批评的态度看来可能会像异端。甚至批评朝廷最犀利的人士--如十七世纪的黄宗羲，也认为应当由一位有德之君来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八二○年以后的知识界因为缺乏和西方书籍或思想的接触，一直以理学家确立的秩序为依归。

 

商业发展和企商私有化一样快速前进。十八世纪那些有上百架织机的工坊曾被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呼为「资本主义之芽」。若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这个基础原可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在此时，商人阶级的地位渐渐突显了。一八○○年以前，北京有大约二十三个招待各省商人的同乡会馆；到一八七五年，同乡会馆增为三百八十七处。可列举的明显商业成长实例还多得很。

 

在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延续。十八世纪的中国在面积、活动、进步成熟等方面都比得上欧洲，但中国已处于八百年前北宋时代已展开的高度文明进步的末期，启蒙时代的欧洲却正踏入世界史的一个崭新阶段。或可换个方式来说，中国若有新的发展，也只能在君主专制与士大夫社会的旧有基质之中进行。这个政治社会基质在整个十九世纪里仍将居于主导。

 

种稻的农夫注定了一生劳苦。柏金斯指出，耕地面积随着人口成长而增加，但是新增的田地当然都是得来较不易，而且效用较差的。投注在种稻上的心力转向其它作物或转向非农业的手工艺品生产方面，同样的缺陷迟早也会发生。农人付出的劳力渐增之际，获得的产品却愈来愈少。

所谓"人口压力"，指的是有过剩的人口使劳力多于土地，从而使劳力变得廉价。这个术语是概论中国时的一个常用语，不过"人口过剩"乃是经济史学家才能判断的问题，至于这种情况在中国于何时何地严重到什么程度，至今还未有一致定论，相关的主要土地人口统计数字仍在争议中。但有许多事实可以归纳出一个笼统的结论：人口压力确曾延缓了中国的经济与工业成长。

 

我和内人于一九三〇年代初住在北京的四年中，有三件事令我们觉得很不寻常。第一，我们不是中国人，却因为以前外国帝国主义者入侵，使我们享有中国统治阶级上等人的特权。警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第二，人力太充裕、太廉价，所以我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黄包车，在车杠间拉车的是充当马的有高等智慧的人。你叫他快跑，他就会快跑。如果他因为在寒风中跑步流汗而染上咳血，一定会给我们找来替他的人。第三，所有中年和中年以上的妇女都有一双缠过的脚。她们用脚跟笨拙地跺着步子走，就好像脚的前半部被切掉了似的。旅行经过华北各省乡间的时候，我们没见过三十岁以上却未缠过脚的农妇。这三件事都是令人不快的现象--外国人的特权、人力过剩、妇女缠足，却都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部分。

古时候的中国妇女基本上都是其家庭的产物和财产。迟至近代，社会仍明白表示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且用缠足的风俗予以加强。中国人普遍都避开缠足的话题，以致相关的现代著述极少。研究中国的西方人自然都吸收了中国人对此事的敏感，本性好耙粪的人毕竟不多。然而，缠足曾使几个世纪中的大多数妇女生活蒙上阴影。其所造成的社会的、心灵上的影响，尚需作历史性的评估。但最明白的一点是，农家妇女体力与劳动力的损伤，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有关缠足行为的一项重要事实是，脚并不是停止生长，而是要使脚长成畸形。想象你自己是个小女孩，从五至八岁的年龄起，到十三或十五岁止，在六至十年的长久时期中，也是你的童年与青春生长期里，你的两脚不分日夜地被长条的裹脚布缠着。布条不能放松，这样你的脚才会变成畸形的三寸"金莲"。为了使你的脚在不断挤压下变得再瘦一些，你两脚上的第二至第五趾被向内压到脚板下缠住。如果你试图以正常的方式步行，你全身的重量就压在脚板下面的八个小脚趾的骨头上。好在你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为了使你的脚更短，裹脚布已经把脚趾从前方压到了后方。在不断施压之下，你的脚背已经断了，变得向上弓起。因此只有脚跟后缘可支撑你的体重。就在你的脚背渐渐折断的时候，你的脚跟和脚板前半（跖）也从原来的水平状变成了直立状，脚底对折起来，其间的空隙只够塞一枚银元进去。其后果是，你永远不能跑了，只能用脚后跟很辛苦地走动。就连站立都会感到不适。等你的脚停止生长了，痛感也随之消失。不过，裹脚布仍得缠着，一则是为了支撑你的脚站立，再则是因为缠过的脚是不可爱的东西，畸形得可怖而丑怪，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看见你拆下裹脚布的脚。

你在生长期让自己受这毫无宽容余地的折磨，理论上应该是欣然乐意的。因为小脚可以帮你觅得好婆家，给娘家赚到好彩礼。小脚是媒人强调的一个重要条件。你母亲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要教你照样做。她教导你如何可以不阻碍血液循环，以防止坏疽生脓。教你修剪弯到脚底下的脚趾甲，以免脚部皮肤刺伤。如何天天拆开再缠以保持压力连贯，如何洗脚以除臭味，如何按摩腿部以减轻酸疼，如何穿可爱的小鞋来炫耀你的辛苦成果并吸引男性注意。你嫁人以后，但求生个儿子，整个生活都限制在家务事中。如果你不巧是个侍立在缠了脚的女主人身旁的丫环，她也许会准你倚着墙壁站，以减轻久站的不适。你是的的确确不能跑掉的。此外，你的腿部肌肉长久不用，使你的两腿萎缩成难看的纺锤状。

一八八〇年代的传教士依据耳闻的情事估计，约有百分之十的女孩子被缠足后未能保住性命。当然，中国儿童的夭折比率本来就很高。我们没办法将这个无从计量的问题量化，但是有证据指出，小女孩在缠足的头一 、两年都睡不好，当然更不用提行动了。有些小女孩会把脚压在母亲的身体下面，或是把脚搭在床板上，这两种做法都可使脚部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麻木，也就不会痛了。

缠足风俗背后还隐藏着男性的恋物狂（fetish），这一点常有人提及，但罕有真正的深入研究。缠足之风始于第十世纪的宫廷里。霍华·莱维（Howard Levy，1966）曾重写北宋诗人兼政治家苏轼（一〇三六，一一〇一）的一首诗如下：“

沐了芳香，她挪动莲花步；

虽然常是悲戚的，她却走得轻巧。

她似风般地舞，不留下任何形迹。

别人偷偷地而愉快地装出宫廷模样，

但是想要走的时候却如此苦恼！

把它们放在你掌中瞧，没有文字能描画它们的绝妙娇小。”

缠足风俗最残忍的一面是，农民大众也模仿上层社会阶级的人这么做。蒙古人、满人，以及大多数的其它少数民族都没有缠足之风。清朝皇帝激烈反对缠足，主张打破传统的读书人也反对。但是，在必须过辛劳生活的农村妇女间，缠足却普遍盛行。我们欠缺有关其存在时间与普遍程度的研究资料，但显然有些地区盛行，有些地区则否。无论如何，缠足在十九世纪仍旧普遍存在，其后果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还看得见。

为缠足风气付出的精神的社会代价有多大?--姑不论其经济代价了。乡村妇女把它看作和分娩之痛一样当然的事，反而讥笑有着一双正常大脚的女子。她们会相信男人们说的--缠足可以让脚长出能增加丈夫交媾快感的肌肉来--吗？她们残害自己的肢体时，有没有觉得自尊心、自信心受挫伤了?孔子教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对妇女也适用吗？理学大家朱熹是否赞成缠足，仍是争论的话题，不过他并未主张妇女自由。缠了足的女子可能不自觉卑下吗？她不是一个深恐违背传统而受无情命运摆弄的牺牲者吗？这种创伤，无论是意识到的或无意识的，必定已成为中国妇女人格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缠足不是可以作比较研究的一种社会习俗。维多利亚时代西方妇女为了勒出蜂腰而罹患郁气症，非洲妇女在颈部加套一层层项圈以拉长脖子，都不足以伦比。非洲某些地区有切除女子阴蒂的习俗--由妇女替女孩子切除，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缠足相提并论。但是，以一个施加于上亿妇女的社会恶行而言，缠足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一个特色。因此它不是列入一般社会学研究中的题目。奇怪的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论男女，迄今几乎都不曾承认此事的存在。它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研究涉及的一个。婚姻安排之复杂繁琐以及妇女一般所受的不平等待遇，都有人作过精辟的探讨，但没人提到缠足。这样的避而不谈，也许反映出汉学者的职业性怪癖，是一种对第二祖国的爱国心，或是爱中国癖（Sinophilia）所致，使头脑清楚的学者不愿说自己所研究题目的坏话。然而，已经制度化的社会弊病，即便提起来会令人感到丢脸，仍旧必须面对。非洲人在美国之受奴役，历史学者多曾以健康的态度作各层面的探讨。中国的缠足风俗不能只把它掩盖起来就算了事。这件有起因有深远影响的事实，仍有待吾人去理解。

 

自十八世纪末叶就开始主导上海银行业的宁波商人，发展成功一种叫作"转两"的办法，以便结算每天的帐目。山西的汇划钱庄是汾河沿岸（隋唐两朝的核心所在）各市镇的家族合股事业，这种钱庄于十九世纪间开始利用通行于各地支行的庄票和信用状来调运资金，免去了押运大量银两还要提防盗匪的麻烦。威廉·罗列举的财务金融革新还有"汇票、存款、存户间的转帐、透支信用……可转让信用等。"

不幸得很，帝制晚期中国如此了得的商业成长发生的背景，却是长久陷农人商人于固定地位而不得轻易转变的社会。帝制晚期中国的商业化，并不像西方模式那样有工业化接踵而来。但是，有许多证据显示，欧洲工业化发生之前的那种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也曾存在于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类如商镇的兴起、商人经营家庭手工制品营销网而成大企业、都市资薪劳工或无产阶级的出现，都可以找到文字数据佐证。但是，这些欧洲式的现象，若与中国某些经久不变的乡村事实相比，却只具表面意义了。一户农家拥有的土地非常小，因此，副业和手工艺品--尤其是养蚕和纺棉--都成为维生所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么一来，农家可以说是商业化了，可是却付出最高量的劳力，早已超过报酬递减的起点，而投入的资本却又是最低额的。

农家需要靠务农收入和做手工制品的收入，才能够维持生活。结果，如黄宗智（199〇）所说："在农业方面，雇工人的农场竞争不过以家庭成员自耕的农户。在工业方面，都市工厂竞争不过低成本的居家制产品。"农村经济难逃退化的命运，也就是说，产品成长，每工时的生产力却没有提升。亚当·史密斯所理解的那种市场经济，在这种退化情况下是无法运作的。史密斯和马克思之类的经济学家依据欧洲经验而预期的结果，尚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中已经累积的事实。

商人阶级在人数和能力两方面虽然都有扩大，却仍旧得随时应付做官的人压榨。例如要捐款赈灾或资助军备，有执照、专卖权、所有权的人必须送礼孝敬官吏。企业投资对商人而言仍是次要的，首要的还是房地产投资，为的是要挤进地主士大夫阶级以求自保。农村人口向都市集中的现象发生以后，官吏压榨商人的情形也稍减。但是商人始终摆脱不了官吏的监督--说得不好听则是欺凌。

 

近代以前的中国金融系统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代表累积资本的储蓄通常都投入放款业，因为放款可收的利息最高。高利贷的利率是农人对现钱的季节性高需求的指数，这些钱要用来缴赋税，也要维持到下次作物收成以前的生活。放给农人的短期贷款，利钱比长期的工业贷款要高。也因此故，把储金投入工业生产的动机比较小。

总之，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兴旺，是因为商人一直不能脱离士大夫阶级与官僚的控制而建立自己的地位。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市镇中发展的。由于地主统治阶级都定居在自己土地上的庄园宅第里，欧洲的市镇可以不被并入封建制度而在其外自行成长。中古欧洲的市镇居民之所以另外独立，是因为在这些新兴市镇中有另一个生态环境，并且受到新的政治权威--单一民族国家的君主本人--的保护。这些条件中国都没有。封建制度很早就废除，加上皇帝和官吏都有倚重地方士大夫阶级之处，并没有一个在既定秩序之外的新政治权威可以让商人去投靠。

 

近代前的中国商人的心态，和我们的古典经济学家鼓吹的西方企业家是大不相同的。按理论，经济人（the economic man）借着生产货品，借着从增加产量中获取市场能给予的一切利润，便可以兴旺发达起来。然而，中国古时候的经济人的上策是，在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上增大自己所占的那一分。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新市场!!的意愿较小，拿到独占权--花钱向官方买到控制既有市场的许可--的意愿大得多。中国的传统作风不是做个更巧妙的捕鼠机来诱捕老鼠，而是要取得官方给的独占老鼠的许可。

 

帝制时代的官吏要为自己辖内的一切公共事务负责，但是公家经费不在此例。预算与会计的程序还没发展出来以前，做官的人赖以维生的即是我们现代人称之为"制度化贪渎"的作为--甚者可以变成勒索。和这种行为形影相随的是，每个做官的人都得与上司、同僚、下属维持的一整套繁复的私人关系系统。

榨取好处是从礼敬的管道运作的，不是偷偷摸摸的。职位低的官吏按规矩要送"礼物"给上司。礼物的厚薄也和其它贿赂一样，端看关系经营的深浅度。送礼收礼并不是呆板固定的，而是和中国人生活中其它坦然讨价还价的行为没什么两样的。官吏之间转手的法外之财，数目虽然大些，却与工资遇低的家仆从每一笔金钱往来中刮下来的回扣性质相同。

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观念也与榨取油水的风气相呼应，可以枉顾公家利害而任用亲人。连四书五经的教诲都主张齐家在治国之前，尤其孝道更是百善之先。因此故，京里朝廷的利益就经常和所有地方官吏的各式各样私人利益相冲突。中央政府需要各省的税收支持，每个地方官却得照顾亲人以及自己的前程。

高官位通常就意味着财富。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于一七九九年被继位的嘉庆皇帝以贪赃等罪审判时，查抄他的财产总值合当时美元十亿以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记录了。我无意暗示西方人在收贿敛财方面落人之后或技术欠佳。但是贪污受贿之为官场习俗，在中国一直维持到近代以后，而且是理直气壮面不改色的。它并未替企业性的资本主义提供发展的环境。

 

中国的法律概念基本上就与西方的法律构想不相同。第一，法律不被视为社会中的一个外在客观而绝对的元素；也没有藉神的启示赐给人类的"超法律准则"（higher law）。《圣经》中的摩西在山顶上得到上帝赐的法版，孔子却不靠神助，只是从日常生活推出道理来。他说的合乎礼的规范，并未宣称有任何形而上的认可。他只说这些规范来自天地间的伦理，是现世的，不是人类不可知的来世的。因此，法律规条只不过是世界伦理道德的一种体现，如可供遵循的模式范例，或行政的章程、祭祀仪典规矩。违反这些准则只是实行得当与否的问题，并不是触犯了宗教性的原则。法律是附属于道德之下的，必须得到共同社会经验--道德观念之基础--认可。这种制度下不会有西方社会出现的二元论--一边是法律条文，一边是情理道德。

中国帝制时代的法典主要是有关处罚的，为了纠正无知粗野的人。此外也是有关行政的，规定了各种礼仪的细节。部分法律原本是从行政决策累积而成的，其内容几乎全是公法，涉及办事常规、婚姻、继承，以及其它与政府行政相关的事务。法律在大众生活领域中占的分量比较小，一般人都避免打官司。因为一入官府，原告被告都要挨板子受审，而且每个人都得拿钱打点衙役。县令会聘一位师爷当参谋；除他之外没有执法律业者，没有可以帮客户出庭的民间状师。司法审判是政府公务，倾向以政府与社会秩序为考虑。它的作用是垂直的，从政府达于个人，较少有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水平作用。

在其有限的范围之内，清朝法律系统十分详尽地编成，而且执行起来也颇严谨。五种处罚（轻竹板与重竹板笞打、罚劳役、流放、处死）的判决从县衙开始一层层向上，经府、省、京城刑部，最后由皇帝批定处死。案件要向上级呈，由上级长官批审。不服审判的人可以上告。县令拘押犯人有一定时限，误审者会受到严厉申斥。大清律例共列四百三十六条主要条例，另有一千九百条附款，载明那些罪该受那些刑罚。地方官吏必须从中找出最适用于某一罪行的条款，再依法判刑。他可以援以往的判例，或是依理类推。但是法律毕竟不是用刑案聚积而成的。虽然有上千个案件收集成册，附评介注释以供地方官吏参考，却极少有通盘原则上的改进。条例之中也有互相矛盾者，往往不易确定是否真的适用。大体而论，法律既不是首要准则，也不是无所不在的。若是紧抓着法条的文句不放，就是漠视真正的道德，或是等于承认自己辩词本身就有弱点。

这套法律制度的一个主旨是，保全儒家的伦常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同样的罪行，其刑罚却因犯者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其亲属关系中的地位--而有所不同。不孝是罪大恶极的。儿子打了父母亲，就可以处斩。至于父母打儿子，如果是因为儿子不孝，就算打死了，只应责打一百大板（按习惯，一百板通常只打四十），或者根本就没有刑责。妻子打丈夫应责一百板，至于丈夫打妻子，要打成重伤而且妻子提出告诉了，丈夫才有刑责。年轻男子骂了伯父叔父所受的刑责，比他骂了曾叔（伯）祖的孙子应受的刑责要重。导致父母死亡，即便是无意的，也要判死罪。

 

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别项--如美国近代的法律，大体上只是行政的一个工具。依照以读书人为统治阶级的儒家哲学的宏观看法，法律是不断努力维持道德秩序应当用的一个手段。墨子刻（1977）认为，许多中国官吏"自觉居于平和与混乱中间的位置，……儒生所见的周遭社会是腐化的，而且它与几乎遥不可及的理想处于紧张对立"。但这是道德的问题，区区法律条文并不能令他们感到安慰。

 

既然正式的法律主要是为政府的利益服务，这套法律系统中的私法或民法始终只有非正式的制订。因此，百姓间的冲突得用各种不同习惯的非官方的管道谋求解决。生意往来或契约上发生的冲突也许可在行会中调解。邻居有了争执，可以由村中大老、邻里社团、士绅来调停。另外更重要的是家族的族长。族长的本分除了主持祭祖、为族中子弟办家塾、安排族人婚事之外，还要尽全力防止族人进衙门公堂，办法是打点应纳的税赋，以及调解族人纷争。毕竟法律是公家的东西，是表象的，高高在村人日常生活之上的。所以大多数的冲突都是藉调解或诉诸旧俗与地方舆论，以法律之外的方式解决。

中国法律不按西方熟知的路线发展，显然与资本主义未发展以及古时中国没有独立的商人阶级有关联。中国没有法人团体为法律认可之个人的概念。大企业公司都是家族事业。生意上的关系并不是和家人无关、在家以外的世界中，一种受法律与契约上通用原则控制的冷漠而没人情味的事务。反之，生意公务是维系中国式生活的情面友谊、亲属恩义、私人关系的大纲中的一个部分。在以前的中国，合法"诉讼"程序、契约的神圣性、不受政府千预的私人企业三件事，从未形成它们在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中那样的神圣三位一体。

本章已提示，十九世纪的中国将迟迟不能工业化。其原因是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和社会已经养成了可能产生反效果的心态、目标、行事方法，这些都将阻碍现代化。儒家轻视图利的观念、朝廷总以控制权为要务、官吏利用商人的习俗、农家的报酬递减现象与缠足风气，加上读书人的自尊自大与一般百姓的恐外心理，整个汇合起来，导致惰性产生。西方商业与文化前来袭击时，帝制晚期的中国便措手不及了。

非官方资本的企业与政府对于企业的扶植，都未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活跃起来。我们印象中，约一七五〇年前后的中国与欧洲的工业化之前的社会颇为相似；从表面来做比较的话，这两个社会彼此相像，却与十九世纪被工业革命改头换面的欧洲有很大差别。不过我们得承认，这种相似性只是表层的。在表面之下的是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上的极大差异，这些要到十九世纪时才会突显。

 

究竟是英国炮艇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抑或是中国自己主动开放，已不再是争论的重点了。人口与对外贸易的成长，都迫使中国进一步与外面的世界接衔。这种趋势使国内与对外贸易方面都发生剧变。此时，工业化脚步已经慢了的日本和俄罗斯，完全要倚赖政府的领导即起直追。不幸，正当十九世纪的中国最需要政府强势领导与高瞻远嘱之时，政府却愈来愈孱弱而短视。

十八世纪将结束时，人口压力渐渐削弱了人们抵抗旱灾、水灾、饥馑、疾病的能力。这种情况又给已经老旧的满清政府机器许多无力应对的难题--水患防治、赈济饥荒、税收的需求量增加、收到税赋的难度也增加。皮耶艾田·威尔（Pierre Etiennee Will，1990）作的赈饥研究有很清楚的说明。清代中叶的官吏都以常平仓储粮，抵抗涨价，评估饥荒灾情，从外省运来粮食，再小心监督放粮。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人口暴增一倍以后，这套官方制度崩溃了，管理田赋的士大夫阶级要负担的赈饥公务愈来愈重。这些弱点，加上官吏士气低落，又只顾追逐私利，使政府的效能更差，威信丧失。十九世纪变成一页冗长的帝国衰败史。

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受三个基调的主导，即是内乱、外患、政府力图压制内乱抵挡外患同时还要保持朝廷统治力。

 

近年的研究结果重塑了我们印象中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的郝布森（J．A．Hobson）与列宁式的命题，强调外国输入制造品打击本土手工艺生计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以及外国金融资本主义耗贫本土政府的经济破坏。较晚近的研究构成的经济图像却不那么严酷了，其中的外贸、投资、工技有时候可刺激本土经济成长与工技进步。现今的历史学者的侧重点，比较可能放在社会动乱和外国帝国主义引起的人心涣散。外力长时期侵袭中国社会人心造成的祸害之广，至今仍难以尽书。基督教传教团、西方教育、外国投资等新奇事物，变成具有双重不同含意了，从西方人长远观点来看常被视为前进的步骤，对于中国当时的安乐却也时时造成破坏。笼罩在其威胁之下的是整个生活方式，是比帝国主义经济学或心理学更宏大范畴之上的文明文化。

总括来说，我相信"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一个涵义甚广的术语，类似"封建"，由于太广，不能全盘予以接纳或否决，当作形容词来描述集体情况之特性时，比较好用些。不论如何，中国在十九世纪时的问题始于境内的动乱，不是从外患开始的。

 

中国人居留国外的社群并不在中国官方管辖之下。对于华侨移民，中国朝廷不予鼓励支持，甚至不赞同。在中国境内，士大夫阶级不让商人阶级次文化像在十六世纪日本和欧洲那样成长。到了东南亚外邦，中国人感受到很不同于国内的地域性、官方的、社会的限制。他们通常可以积聚资本，变成有自己一套生活方式的风险企业家。在英国、荷兰、法国的殖民区（缅甸、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中南半岛）里，他们的家族企业依欧洲法律行事，大感便利。在曼谷和马尼拉，他们更藉通婚进入当地望族阶级。在外邦，做善事和摆阔式的消费并不如在中国境内那么管用。反而发展经济比较受当地君主的重视。

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与功能，颇能令人忆起祖国士大夫阶级。因为他们在侨居地也成为介于欧洲来的统治阶级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阶层。华侨变成帮忙收税以及维修渡船与桥梁、主办市集等地方服务的中间人了。在殖民地社区里，他们通常都是一种安定力，人数少故不至于夺权，对于提供服务与经营本地商贸的获利则十分在乎。

 

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为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九三年派了一个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这件事算是日后发展的一个兆头。该团由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带领，随行一百人中包括科学技师和画家等，搭乘有六十六门炮的军舰，另有两船满载英国制造业技术的成品。清朝指此为"英国贡使"。工业革命这时候正势不可当地发展，衰老的乾隆皇帝却毫无所闻。英国要求在公布税制的情况下放宽贸易限制，并要求在北京设外交机构，这些都是邀请中国加入刚诞生的近代世界的行动。清廷礼貌而自大地全部予以拒绝。二十三年后，阿美士特勋爵（Lord Amherst）带领的使臣团却遭到无礼的对待而被斥回。这时候，英国和英属印度已经在开放中国的国际贸易门户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了。很不幸，清朝对于东南沿海的活动漠不关心，也不了解不久就得应对的外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朝廷关注的是，维持在境内与在沿海内陆边境的统治权威。

 

接受英国的外交对等地位，就是摧毁清朝皇帝在所有外国君主之上的地位，而"君临天下"是中国皇帝维系地位的一个要素。至于鸦片贸易，如果再予以容忍，不但会把铜币兑银的恶况加剧，而且会伤害到皇帝的道德威望。鸦片烟瘾虽然不如现代他类毒瘾厉害，却是一个足以毁掉吸食者及其全家的社会祸患。土地浪费在种植鸦片上，鸦片烟属违禁品的高价格也导致走私者诉诸暴力与官吏舞弊。与现今美国市中心贫民区颇相似的阴暗陋巷角落中，鸦片烟的需求只增不减。这桩庞大的社会罪恶，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嗜利贪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受贿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合力触发的。今天的美国人对这种合作模式会感到眼熟，也感到怵目惊心。

清廷为此争议好几年都拿不定主意，只因为没有把握铲除国内的鸦片私运网，也怀疑自己能否对英国贸易实施禁令--英国的新式蒸汽动力炮艇可是机动火力之中的上上者。一八三六年间，曾有人主张令鸦片贸易合法化，反正根本禁止不了。坚决反对姑息的另一派人，由一些有整顿雄心的官吏领导，以北京一个诗社为集会处。按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1992）新近的研究，这一派人的机会主义式道德正义后来占得上风，道光皇帝于一八三九年派廉明正直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要强制洋商停止运鸦片来中国。林则徐查禁了广东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并且封锁商馆，勒令洋商将现有的鸦片存货缴出。洋商却知道，有更多鸦片--现在价格也更贵--正在印度运来的途中，英国政府也可能补偿他们被没收鸦片的损失。

林则徐正当的禁鸦行为陡然引发了战争，英方极大部分为的是商业利益。怡和洋行老板买丁（william Jardine)跑到伦敦去帮英国外相帕默斯顿爵（Lord Palmerston）谋划战争目标与策略。怡和洋行出租船只给英国舰队，借领航员和翻译员给英军，尽地主之谊并提供情报，凭军需账单向伦敦支款。但是英国派了以新式桨轮汽艇带队的远征团，目的地是广州以及广州一路海岸，以谋求按西方对等基础进行外交及一般商务往来的特权，并不是专程为扩张鸦片贸易而来。但是鸦片贸易却迅速自行扩张，而鸦片泛滥只是中英国际关系规划间普遍敌对之中的一个摩擦点。

 

费莱辙指出，中英南京议和以及后来的议和，都是按照一八三五年浩罕议和的范例来办的。南京条约内容包括：（1）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这是将旧例升级；（2）赔款；（3）适度课税，外人直接与关税司员接触；（4）最惠国待遇（中国对所有外人"无偏见之善待"（impartial benevolence）之意）；（5）可自由与任何来人贸易，不可垄断（这也是喀什噶尔早已实施的）。此外，指定开放通商口岸也是中国一向的边疆政策，见皇帝不行三跪九叩礼的平等关系，是浩罕及俄罗斯边界一带都已通行的。

清朝在陆海边境运用的策略是连贯一致的，但是陆海情况却大有不同。第一，英、美、法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侵略成性的海上势力。那是一个往海上做生意作战的世界，受法律与条约权利支配。对他们而言，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的第一次议和只是逐步侵占的开始。第二，清朝用优惠让步，便可稳定遥远中亚地区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同样的办法用在中国本土上，只会损毁清朝的威望。满人入主中国的时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地位，令使外邦称臣纳贡乃是天子的本分。因此，不平等条约就代表失败。这种失败以后将每况愈下。

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怒气，清朝把荒岛香港割让了，并且开五口通商。清朝的首席和谈代表还乘英国炮艇去了一趟香港!但是中国并不完全接受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包含的原则，而英国人又觉得条约给予的特权还不够。因此，条约制度之确立，要等到英法两国再与清朝开战并且在一八五八年订定天津条约之后。甚至那时候清朝仍不愿承认新秩序，直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了，才接受了事实。从进贡关系到条约关系的转变，一八四二年以前已有广州的二、三十年摩擦，以后又经过二十年的贸易、谈判、压制，才算完成。

 

这种沿海的小块地区起初只是西方文化的旁支，和欧洲国家殖民地上的城市一样，是西方帝国领治的最边沿。但是从一开始其中就含有中国的成分，因为外国侵略者对于仆役和小铺子生意人的需求程度，并不亚于中国的上等人家。所以，通商口岸迅速变成中西混合的都市，外国人也在这些地方成为中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影响力。

依据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只受外国法律约束，并不受中国法律管制。这种办法不是近代才有的新发明。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古时代就曾实行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颇相似的做法，要求海港上的外人社群由其各自的领袖依其各自法律管辖治理。这表示中国朝廷比较赞成最低限度统治，因而令使子民自我监督。早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客即是如此。至于鸦片战争以前的英美人要求在广州实施治外法权，是因为他们与北非、鄂圆曼帝国等伊斯兰邦国交往时就习惯仰仗自己本国法律的保护。而且西方人不堪中国人拿中国刑法治他们的同时，不理会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则，也不管近代西方人对刑求的反感，最重要的还是，外国商人需要其本国契约法的帮忙。

条约的另一要项是协议关税。按其约定的低关税率，将使中国无力保护本土企业--假使中国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就看出保护政策的长处而有意实施的话。在一八四〇年代，中国的海关税务人员都习惯自己来和商人谈交易，而且手上没有可以强制外国人的权威和工具。以至于议定关税则例的事务交到中国人手上办，仍做不到不偏袒而有效率。因此，一八五四年间被派在上海关主管中国税务的竟是外国督办。中国政府任用外国人是古代早有先例的，就条约体制而言，是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赫德（Sir Robert Hart）的领导下，中国"总税务司"的西方官员们成为每个港口上的要人，维护着竞争机会均等（藉强制执行外贸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从均等的外贸之中征收的百分之五的微薄之税。外贸的成长带给了北京朝廷和沿海各省一笔重要的额外收入。

所有缔约国家凭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个很便捷的外交策略），可以共享任何一国能从中国压榨取得的优待特权。条约系统愈扩愈大，清朝财力也随之愈来愈衰弱。

 

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或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可以视为具有以下特色的独特时期：（1）中国渐渐对外来探触开放，（2）外国军事侵略，始于英法的外围攻击，终于日本的两度侵略（一八九四--九五，一九三一--三七--四五），（3）西方商业与宗教侵略，一八三〇年代始于广州，逐步增加至一九三〇年代止，（4）国民党与共产党先后统治中国大陆。

从外国人的这边看，条约世纪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一八七〇年代止，由英国商业的"自由贸易之帝国主义"主宰。英国人在一八四〇，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三度战胜缔约之后，又在一八六〇年代与后来，支持已势衰的清朝复位。

第二阶段大约是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这段时期，是列强在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式竞争的阶段，其间俄、法、德、日、英都侵略了中国领土。中英共操中国海岸大权的短促时期过去，紧接着而来的是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亚、非的竞争，终于引发拚得你死我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比较有建设性的第三阶段（将于第三卷详论），从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止。

条约世纪期间对外来接触的开放，与一八四二年以前清朝进贡制度的封闭态势呈鲜明对比。从中国以外的地方看来，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初叶）将是外来因素涉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时期，乃是电子时代来临以前的一个世界史上的文化交流高峰。中国的爱国者迫切要求创造并保有自己的历史，将外国参与成分降至最小，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谈上海就不能不提上海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 Council），要论香港历史就不能不提怡和洋行。同样的，我们必须把条约世纪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也是国际史的一个部分。

 

洪秀全和两名最先皈依的教友所创的打破传统的一神教，威力足够建立太平天团神治政权，却太渎亵上帝而得不到外国传教士支持，太坚持拜上帝而得不到三合会之类的会党支持，又太怪诞荒唐而争取不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这最后一者正是一般组织行政系统所不可少的。

 

洪秀全一跃而成为半壁中国江山之王的故事，颇像拿破仑与希特勒的兴起，充满戏剧性、奇妙机缘，以及始终为人们所争论的个人与社会因素。他的教友相信上帝命他们推翻满清，要他们在上帝的儿女之间建立起兄弟姊妹的新秩序。居领袖地位的是六名结为义兄弟的激进者，洪秀全与他们地位平等，只在六人之中居长而已。主控军权的是原来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此人未读过书却有头脑，能蒙上帝附身而以上帝的声音讲话，令洪秀全目瞪口呆。其它四个都读过书，没有一个是佃农出身。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系统取材自《周礼》。太平军起兵的动机强烈，组织精密，而且一开始时是严格禁欲的，男女决不可相混。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半借半创了整套的祈祷文、赞美诗歌、仪式，以便中国人适用。并且要所有人联合为兄弟姊妹，共奉唯一真上帝。基督教旧约和道家的消极政治思想与佛家的来世之说同。主张的是勇敢的族群应号角之呼唤而向其压迫者进军。最初的客家信众正是打起仗来最勇敢体恤一般百姓的一群，这并不足为奇。洪秀全的思想创造出一个有作战组织力的中国新教派，利用基督教一千八百年历史中实验而证明无误的技巧，灌输热烈的信仰给每个人，以确保人人为教国效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是以思想与实践从属军事行动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混合物。再有类似情形出现，等到一百年后中国借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予以中国化的时候。

 

好战的太平天国信仰激励出一支勇猛的军队。初期的这些战士们都严守道德纪律，善待一般百姓，并且凭其奉献意志吸引了新的投效者，也吓跑了来镇压的官军。太平军配备有极多大小旗帜，部分作用在于识别所属单位。他们不作表示效忠清朝的薙发打扮（脑门剃光，脑后蓄长辫），任头发自然生长，因此被称为"长毛"。他们的模样，在拥护既有体制者看来，比大约一百年后搞西方反正统文化造反的学生还要可怕。

 

一八五一年间，太平军大举北进，占领了武汉各市。一八五三年又顺长江而下，攻陷南京，建都为"天京"。太平天国的战略，大致不出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夫操控下的野心勃勃的委员会可能想到的范围。这些人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放着上海不攻，又不发展外交关系。他们被顺势冲昏了头，竟同时派两支实力不足的军队北上取北京、往西攻华中。结果两支远征军都败了。军队指挥官大致都是独立作业，没有可靠的情报，也没有通讯联络与配合行动，只能随机应变。首领诸王一心只专注在宗教和战斗上，应付不来经济、政治，以至全面擘划的事务。

由于欠缺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太平天国不懂得占据治理乡间为基地，以供应人力与粮食。他们只顾连连攻占市镇，以战利品和征用物资为补给，作风和官军差不多。孔斐力（Philip Kuhn，见CHOC 10）指出，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围在城市里"，让地主士绅待在乡间。这种现象都是他们的狭隘宗教狂热心态所致，使他们和士大夫阶级对立，而不能吸收这些可能替他们组织管理政府的人才。

这时候，最初的信仰和严格纪律淡化松弛，对于太平天国形成严重打击。各个首领纷纷在南京自拥兵力，自设宫殿、后宫嫔妃，以及其亲信集团。传教士于一八六〇年造访一位太平天国丞相时，见他头戴缀金冠，身穿与属下军官一样的红黄色丝袍。平等主义只存在于基层民众间。

最初的领导结构自毁于一八五六年的血腥内讧。

 

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试图从太平天国抗清行动中抢救出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反清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范本。太平天国对于赌博、鸦片、吸烟、偶像崇拜、通奸、娼妓、缠足等诸恶一律都反对。对妇女特别开放，妇女担当军队后援，代理自古由太监负责的王宫内务，也可以上阵杀敌。但是，太平天国的历法和科举考试--用洪秀全自己的著作小册为教本，并不比清朝现行的进步。以二十五家为一共享"圣库"单位的理想公社制度，始终没有推行到乡下。最后一任丞相洪仁轩--为洪秀全堂弟，曾与传教上共事过，他的西化方针一直不曾付诸实施。而且，太平天国领导阶层无知而排外，缺乏经济计划，未能以军事长才为基础而建设扩展，导致流血不断百姓遭殃的后果。集体造反的行动，在中国一向不曾给人好印象，这一回又让基督教也担了恶名。

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们刻意垄断的上帝福音被人侵占，令他们怨恨不已。比较固守文字而欠缺想像力的人，更是不能容忍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而且还把中国家庭制度注入基督教的天国，给上帝和耶稣添了妻妾。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看来，洪秀全的一套改编，毫无疑问是基督教真正融为中国旧文化一部分的最佳时机。没有一位中国的先知，那个外国宗教信仰可以征服中国？但是，少数几个能够进入太平天国的南京城的外国传教士，虽然受到礼遇，却清楚觉得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并不需要他们来教导基本教理。太平天国甚至自认为是中央是上位，不过对于所有"外兄"都待之以礼。他们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害人"，用了中国传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注释。洪秀全编给儿童背诵的《三字经》，列举了上帝扶助摩西与以色列人、救世主耶稣的降生与死、古代中国（商周两朝）敬拜上帝（这一点与耶稣会的方法不谋而合）等事迹。秦、汉、宋的皇帝被指为步入歧途。一直等到一八三七年洪秀全被接入天国之时，他才受命要除鞑妖，拯救天下（中国）人。这是真正做到异种文化通婚了，但是少有传教士能容忍。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更以太平天国基督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余孽为由，而予以反对。

 

一个能促使这么多人奉献生命的信仰，必定有其动人之处。只不过太平天国的优点，需在清朝衰朽的旧秩序相形之下才显得出来。

 

新获得统辖讨伐太平天国军务大任的，是湖南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一八五二年他自北京回乡编组团练，眼见太平天国对整个儒家秩序的亵渎与猛烈攻击，大为惊骇，决心要以古来就确立的方式--重振道德--予以消灭。为此故，他着手组织自卫团练。先选性格相近而效忠他的人为将领，由将领自己去选军官，再由军官自募兵士。按这个方式组成一个领导从属的人对人的关系网，大家彼此依赖，在作战时可以互相支持。这乃是将家庭制度中人人按其身分相互负责的精神搬到军事上来运用。结果效率奇佳。团练的每名兵士都是清白朴实人家的子弟，训练精良，粮饷充足。

 

一群八股科举出身而忠于朝廷的廉正文官，毅然平定了内乱之后，试图好好照料农业经济，为百姓谋福。华中各省恢复了安定秩序，税赋减免了，土地再发放耕种，学校重建了，有才之士补入了公职。不过高级大臣主张提倡的多，真正能在基层实现的较少。在如此复兴传统秩序之时，中兴的重臣们也开始进行西化。设置了补给新式武器的兵工厂、建造轮船、翻译西方科技与国际法的书籍，成立外交部原始型的特别委员会"总理衙门"，隶属军机处。重组的湘淮乡勇配备有新式武器，足以防杜农民造反。这些西化措施也得到西方列强配合政策之助，列强的帝国主义之争要到一八七〇年代才趋于紧张。

近来所作的详尽评估，态度比较不乐观。因为同治中兴让无知而反进步的慈禧太后掌得大权。西化行动大多是交给各省巡抚自理，由于各省内的汉人势力渐居上风，满清朝廷反而陷入了守势。但是省内的行动未能协调一致，而且得不到北京朝廷的支持。结果，清政府的中兴新气象压不倒传统中国政治的惰性，仍然得按过了时的老方法运作。

同治中兴的诸大臣固守重视农业为国家税收与百姓生计根本的观念，全然没有近代式的经济成长开发概念，只是一昧反对贪利。他们仍旧轻视商业--包括对外贸易，认为商业是不事生产的。只顾向农民和官吏强调古来节俭廉洁的重要，以为这样便可促进土地农产供养人民与政府所需。为了扶助农业，大臣们也试图降低长江下游的田赋而不见成效（见刘广京于CHOC 10所述），同时并未降低佃租，也未限制地主的地产权。他们试图整顿防治水患的必要公共设施，长江水患整治方面的成绩却没有比前任政府好多少。

中兴气势在一八七〇年以后衰退下去，其原因很多。大臣们煞费苦心地复兴过往，却不拿有建设性的眼光去面对中国的新未来，他们不能有效地激励基层官吏配合，也没有能力处理西化过程中的专门技术知识问题。正是他们保守复旧的力量，抑制了中国以革新方式响应西方接触的行动。

 

在“自强”这个中国古典而非外来的口号之下，中国的主政者开始采用西洋军械和机器，随即陷入无法回头的逐步借用。借了机械装置就得再借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再借其它知识。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最后走到立宪改革以至革命共和。只让工具西化而不让价值观西化的这种不彻底西化的谬误，其实有许多保守的读书人已经看出来了，因此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全面反对西化。

 

守旧派恐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而且怕这些事惊动祖坟、引来不守法纪的矿工、夺去划渡船和赶车者的生计、浪费公帑、造成对洋人机械与技师的依赖，从而惹来无穷祸患。即便主张西化者能够克服这些恐惧，仍有欠缺经营技术与资本等实际问题要解决。大规模企业计划必须有大臣出来主持，通常是按照“官督商办”的模式办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经营被官僚作风陷于瘫痪，办事的商人始终受把权的官吏压榨。而不分官商都只顾抽取现有利润，不肯将收益再投资。以利润再投资维持自足企业不断成长的目标，始终未能达成。

因此，尽管许多官方赞助的计划初期看好，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的。

 

有关汉口、上海、北京等都市的研究，都展露出不时受道德共识推动的自觉性社群形象。往往都是既有团体或机构中，市民之间关注公理与民生的共识。当然，这种道德上的一致，继承自儒家思想，通常很难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人理解。因为它混合了通俗的正当感以及对于"军事"权威的持续顺从。中国式文明社会的半自主性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似乎也有儒家书生臣子面对皇帝时的那种脆弱。他们尽管理直却不能气壮。

 

中国的企业人士和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一样，决意不沾政治不做官。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行动主义者却有心寻求新的政治力量。这些人虽然是刚萌牙的中国文明社会里的学界滋养生长的，却投身于由来已久的事业--要创造能给中国带来统一、社会秩序、富裕、力量的新政府。也因此故，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是胡适、傅斯年等学院派，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国故并重新评估中国历史文化。另一派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等政治激进派，合力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运动。

从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已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先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把列宁主义带到中国以前，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爱读普鲁东（Proudhon）、巴枯宁（Bakunin）、克鲁泡恃金（Kropotkin）的理论，及其主张的谴责政府、国家、军国主义、家庭等一切权威。无政府主义作家引用克鲁泡特金的名言，指政府已经变成当代的上帝。他们以雄辩之才阐述平等主义的观念，尤其高呼将妇女自家庭束缚中解放，将农民自剥削中解放。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的革命词汇。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依赖政府，而是要每一个人解放后，以不流血的方式再创远古时代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彼得·扎罗（Peter Zarrow，1990）就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所作的分析，令人觉得他们太沉缅于乌托邦式的希望，以为只要一步就可以从儒家观念的紧身衣进入全然的自由境界。这种想法荒唐得可怜。结果除了暗杀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实际上该怎么办呢？

新文化运动虽然吸引了读书人，却不足以使青年们藉创造新社会秩序而获得中国救星的新身分。一九一九年以及后来，在北大受到蔡元培鼓励的学生讨论会成为榜样，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各地的大中学生都相继效法，上海的学生尤其积极。大多数团体都办有期刊。这些行动主义的学生们给了自己新任务，不再求为国效劳，而是要为社会效劳。最近才意识到都市劳动阶级存在的学生们，现在又想打动一般民众了。社会主义似乎大有可为，有些人认为它终将使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因而防止阶级之战。亚里夫·狄尔立克（Arif Dirlik，1989）指出，此时期的某些国民党内的社会主义者，把拥有地产--而非资本主义--当作抨击目标。

到一九二〇年，已有六、七个主要都市中有思想激进的研究会成立，其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各自主动加入相互激励。北大教授李大钊于一九二〇年三月组织的研究社，树立了此类社团的风格。狄尔里克认为，一般史学者虽然公推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党人之一，其实李并未一心以建党为念。他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十分热烈，但实际行动方面却希望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团结一致。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似乎主要归功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Comintern）。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害得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坐了三个月监牢。一九二〇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核心的实际组成，主要是靠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维丁斯基（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接替维氏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马林[Marin]）--于一九二一年来到中国以后，中共的建党大会才于七月在上海召开。经由办期刊、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工会等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迅速确立了"行动的意识形态"的组织恃色。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分裂以后，中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首要宗旨，从此成为一个谋求权力的、秘密的、排外的、集权中央的布尔什维克（即列宁主义的）政党。五四启蒙运动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一九二一年七月由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建党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创党人"都未出席。过了一年时间，才通过了党的规章原则。这时候，最初的十二位建党代表之中有将近半敷已经离开了。

早期中共党员究竟是否确实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再推敲的问题。建党党员之一的毛泽东，一开始是五四运动的信徒，是主张改革的渐进主义者（Gradualist）。要等到明显受挫以后，他才认定激烈革命行动是唯一行得通的路线。

毛泽东曾经赞成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提倡互助与合作之说。一九一四年他十八岁时，读了蔡元培译的德国哲学家鲍森（Friedrich Paulsen）作品《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ethik），还作了批注。能将哲学大众化的鲍森主张，"意志对智能而言是首要的"，伦理含于自然之中。宇宙的行为有伦理性，个人的行为亦然。因此，主观态度与客观态度并不相冲突。这种伦理色彩对这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有用，可以帮他们使历史与价值观调和一致，使中国的伦理教条遗产与近代科学知识调和一致。

五四运动将爆发之前，毛泽东从北大回到湖南，办了一分讨论刊物，提出其辩证看法，指人民受压迫的阶段之后将是人民转变的阶段，中国经过羞辱衰弱的时期之后，将以强势大国的姿态抬头。这种看法表达的使相对者统一的主题，可以远溯至道家的思想。毛提倡的"人民群众大团结"，其道理是，社会中的团结集团长久以来全凭联合一气而占得优势，现在轮到人民群众以同样方式来占上风了。

毛泽东表达思想的措辞具有世界性与普遍性，不过他最初的实际行动之一是参与湖南省的自治运动。这项运动旨在成立湖南省的宪法，以反应当时流行的各省独立组成联邦以促成中国政府现代化的主张。自治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有民众参与，也就是必须动员人民。

毛的刊物于一九一九年末遭禁以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和上海，在两地都找到了志同道合之士。但是他还不是阴谋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于一九二〇年组成一个俄罗斯事务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分团。甚至他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党会议之时，也还未全心投入阶级斗争。一九二三年间，他组成了"湖南自修学院"，宗旨之一是，用旧式中国书院传播近代知识的新内涵。他本来还要为湖南的工人运动效力，却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四月逃往上海。

上述有关中共建党人士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的数据，显示一个密谋夺权的组织在中国出现时，要具备形式相当容易，反倒是做为组织方针的理论依据比较不容易规划完善。几千年历史中曾有无数抗暴造反者秘密组成结拜兄弟的团体。孙中山组党之初，确实曾因为难以超越这种古老作风而感到棘手。汤尼·赛克（Tony Saich）编辑的中共各支党部与中央的往来书信（即将出版），指出一个事实：所谓"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democratic centralism）这种单向式的党纪，早期曾有执行上的困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将包括运作风格和观念两方面。强调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只是马克思主义衍生的一支，它有它的民主期望。至于剩余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观念与"劳动学习"的观念（即是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仍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但对于促成中国式的文明社会无甚帮助。

一九一〇与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学界人士和都市企业人士的经验，都证明这两种人同样不能只凭自己的力量奠定政权。他们虽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却只能静观历史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共产国际之未能成事，主要当然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像上海这样连无产阶级都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斯大林藉马克思辩证就想遥控其混乱骚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计谋失败，也肇因于共产国际先把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式党组织教给了国民党，要颠覆这种党组织可比颠覆西方式国会政党要困难多了。

蒋介石与共党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军行动到了某个阶段时收拾一下成果。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变乡村农民生活形态未发生前煞住了脚。

南京政府的统合巩固，加上以军事行动遏阻反叛，使蒋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经营出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局面，并且获得列强各国承认，开始推展行政体系--此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蒋领导进行第二次北伐，随即于六月间攻占北京，改名为北平。十一月间，东北军阀张学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管辖权，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此时各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缔约，也使国民革命军的行动获得国际承认。

国民党虽然得势，党内却有太多相异的成分，无从发挥党的专政。相反的，不久就变成蒋介石的专政。国民党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义为驱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而发，一九二三年起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帝国主义为目标。意识形态是激发学生行动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实在只算党纲（一组目标），不能算是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理论）。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未超出广东军阀势力的格局，以后与苏俄连手，才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有了接受党性灌输的兵力，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为期四年的苏俄协助与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内除军阀"封建"外除列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爱国意向，帮助国民党掌握到权势。

 

国民党的第一个弱点是丧失了革命目标。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国民政府宣布一九二九年为国民党专政的训政时期之始。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实行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主要的政治权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员由中执会选任，而且通常就来自中执会。宪政延后了。党内的情报新闻部、社会事务部、海外事务部、组织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内部运作，但形式上隶属国民党而不隶属政府。党与政因此无从划分。

如此一来，国民党变成官僚体系的一支，原来的革命使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早先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在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全部都减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农民、青年、商人、妇女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停摆了。以前这类群众运动曾动员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现在南京的当权者却对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甚是不以为然。他们阻止学生运动，把二〇年代中期的这类行为看成是打击军阀的有用工具。现在权力在他们手上，由他们支配运用，学生运动已经没有价值了。抱持了这种态度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减少了，至一九二九年，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五万人，其中二十八万人是军人。上海的党员则多为公务员和警察。

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用黑道的劫持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此外还成立和商会相似的组织，重组同业公会，调换其人员，迫使上海总商会关门大吉，吓跑了上海商绅。现在由新设的社会局来监督行业组织、调解冲突、收集统计数字、推行慈善工作、维修卫生及安全设施、整理市镇计划。官方取代了商人阶级。

国民党也接管了抵制行动，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对付日本贸易。抵制行为变成了受管制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也可以变成对付大商家的恐怖手段。据白尔杰说，大上海的市政当局把持住"等于管理租界官员的权力"。两万（可能多达十万）名青帮分子变成国民党的特工，随时搜查工会领袖和共产党员，并且继续胁迫不肯捐献军费给政府的殷商富贾。上海租界区已经不再是中国国民可以避难的地方了。

上海的银行家现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样，靠贷款给政府赚了大钱。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间，他们承购了大部分的债券，总额约有十亿美元。政府债券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的，银行业者实得利息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南京政府的政绩，包括废除厘金与关税自主。新式铸币厂设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废两改元计划。为处理外援资金，设置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最后则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顿，定四家大银行为中央银行，以法币制度统一全国货币。政府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银行，对工商课税愈来愈重，另有货物出厂的统税。此外也提高关税。

总的看来，如白乐日所说，似乎"趾高气扬的官僚机器将要再度扼杀进取事业心了"。高阶官员谋求中饱私囊，政府则是利用近代化工商业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不利用投资效益好的企业来壮大国家经济。南京政府既已将士地税放给了省政府，就只得靠交易税过活，以至于使本来该得政府全力赞助的企业界反而受到打击。这些反发展的政策，同时阻挠了国内的高经济效益企业投资以及外国的资本贷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经历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停滞，平均国民生产力没有明显的增加。另外，抵销经济发展成果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团支配企业与金融。这些官吏和政治集团借着操纵政府独占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大小机关而自肥。结果，南京政府连债务都偿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资与工业化以自足的阶段。储蓄存款都输往政府现时所需或私人投机，国家的资金资源并未被动员，连军事开支也动用它不得。

这种负面观点，被经济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见冲淡了。柯氏坚决认为，国民政府虽有处于战时的缺点，但的确有其建设国家的成绩。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的兵工业便是明白的证据。不论怎么说，大多数研究此题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为了代表中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势力永固，与以往王朝政权的情形颇相似。

如果国民政府不算"中产阶级的"，是否至少该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地主阶级权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税交给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为了收入着想，通常会让地主们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军官尤其可能变成拥有大片地产的人。南京政府反对动员农民，却赞成权力集于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确意义，比较实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双重性格，在都市重镇与外交接触方面比较近代化，与各省军阀的老式较劲上却是反动的。对外时它可以继续努力朝现代化走，至少可以装点政府的外表。对内时却不断打压社会变革。外国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它将有什么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认为中国若要往前进只有靠渐进的改革，不能激变。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国认可，最主要就是因为有现代化作风。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法务、交通、战争、海军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伟的办公大楼。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还设有执行检察审计权的监察院，以及甄选文职公务员的考试院。这许多新院部吸收了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这些人都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受人轻视的地位，无不借现代科学来治中国的古老问题。起初政府中确实有一番清新气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个难题--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国为数四亿的人口？国民党虽有设备和新式厂房，却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业。工业生产赶不上比利时，空中与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设施连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都不如。这个一个既小型又半新不旧的政府，却想要罩住辽阔古老国土上变化莫测的浩繁人民。整体而论，中国人民尚未承担重税。托马斯·劳斯基（Thomas Rawski，1989）发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省、县税收总额，只占中国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现代建设的人士却想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铁路与公路、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系统，以及提供机会给青年及妇女的新观念。南京政府发现，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各通商口市，最丰厚的收入来自外贸的关税，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触不到农民群众。事实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省。而且与各省军阀政权的政治斗争始终不断，甚者经常要用武斗才能镇服。

 

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可以定义为：从市镇脱离封建制度而兴起的时候，就开始在西欧渐渐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社会。那是一种多元化社会，其特征包括：教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宗教和政治是分离的，有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人们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近年来已扩大为人权）。文明社会只能就程度差异而论，很难用简明的一句话说清楚，它含在一个国家的政务社会体制之内，却有适度的自主与自由。它不存在于伊斯兰教国度或近代的法西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极权政体之中，也不见于本书第一卷所叙述的中国历朝帝国。

 

然而，诸如此类的自主活动，始终带有危害中国人的国家政府统一及秩序的意味，而中国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所仰仗的即是政府对人民生活无所不在的监督。如何使个人自主或自由主义（iberalism）与政府施加的统一和秩序平衡，是放眼世界皆可见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的这个问题却异常尖锐而顽强。举一个实证，法律至上未落实之前难以达成国会治理，因此无法采取行政立法分权制。国会尽管召开，发言尽管激烈，其立法功能甚小，不过是为了象征行政体系的合法性。

按中国人的思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更大的团体之中是应受严格限制的。中国的个人从属于团体，中国的法律也不如道德观念的支配力大。中国思想里也有和西方文明社会观念类似的重要观念，不过是受限制规定的。例如，个人的自我表达和财产权--两者都是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权利，到了中国却必须获得官方允准才得享有。

此类限制在晚清思想中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学的信仰体系迫于外来的"异体物质"（即近代化）和新知识有实际功用，不得不予以接受，但只限于当作治国的工具。要清朝的末代人士完全背弃理学思想是不可能的。有许多人试图从西学模式中找出重新肯定中国旧价值观的法则，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维新者面对近代化的时候，曾主张融和"东方伦理与西方科学"。在中国这边则有意识形态大将张之洞提倡的著名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话虽然说得巧妙，却自相矛盾，因为中国哲学思想所说的"体"与"用"，是指一个单一个体的相关历面。按此理，中学西学应各有自己的体与用。即便如此，这两句话仍然十分普及。因为这似乎给了中国价值观较重要的地位，把西方学识降贬为仅是一套工具而已。

怀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概念--西方式的国会可以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不过中国用的阐释方法不同。西方政治思想建立了"权益"的概念--个人的欲求与团体的目标难免会有竞争摩擦。在西方，权益被枧为激起政治行为的动机力，上自国王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人不然。代议政体即是为使相冲突的权益达致彼此妥协而设的办法。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权益二字本身就含着自私的意思，而儒家道德认为自私乃是为害社会的恶行。所以，儒家只赞扬上下和谐的理想，并不强调改革者要用来达此目标的手段--代议政治。

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观念--个人主义--从西方传到东方之际，完全变了形。史华慈（Ben jamin I. Schwartz，1964）很早就指出，曾于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翻译自由派大师（赫胥黎、亚当·斯密、J.S．穆勒等人）的经典之作的严复，就曾赞扬个人主义成长是支持国家政府的力量，却不提它与国家政府的相抗。最具影响力的改革者梁启超倡导的见解则是，每一个人应无私地拓展自己的能力，以贡献于强国富国。唯有如此，每个个人才能够帮助他的同胞。梁启超还引用瑞士法学家布隆契利（Bluntschli）说的话：人是为国家而生，不是国家为人而生。这种国家主权论的出发点，是儒家一向的教诲。从这一点延伸出去，所有类型的权利都是国家授予的，否则就是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保留不给的。中国的宪法都列明许多权利，但那只是规划出来的理想，不一定是要执行的法统。

在这个中国版的"自由主义"背后，先要有一个假定原则，统治者的权力无限，仍是独裁的。他的治国之术可能扩张到包括宪法、国会、公民权利（以及义务）在内，一切都用于促进国家安定，强化政府势力。因此，权利都是"依法律许可之范围"受到保障，也就是说，要看当局法令许可与否。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像美国宪法那样变成不可触犯的法源，而是变成一套明白宣示的理想和希望，倒比较像美国政党的党纲。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有这种"半途"（part-way)的本质，似乎把它称为原始型自由主义（protoliberalism）或中国自由主义（Sino一liberolism）比较恰当。它来自中国政府里"文"的一面，而书生文官可以上奏折提出建议，却没有实施这些政见的责任和权力。近代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者（Sino-liberal）的言论自由有限，因为他若放胆点明了地方上掌握大权的人抨击，难保自己不受政府中"武"的这一方施加的激烈报复。比这种顾虑更重要的是，想法已经定了型，摆脱不了这模子的约束。按维拉·史瓦兹（Vera Schwarcz，1986)所说，是摆脱不了"仪式化了的理学思想尊卑关系,……伦理要求的恭顺屈服"，这些都是在早期家庭教育时就灌输的心态。

此外，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也被它形影不离的同伴害了。这个同伴即是不平等条约。一九一〇与二〇年代的军阀时代，正好也是前文说过的"条约世纪"期间外力影响的高峰。军阀的兵力在港口以外的"内地"劫掠，成为让外国炮舰留驻港内以备不时之需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国型的文明社会在中国产生时，部分是按西方模型塑成，同时却在受着激起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势力保护。

我们基本上最好记牢，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建立在与西方相异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若要认可中国专制集体主义体制持续长久的功效，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了找寻专制与自由体制两者的中点所费的苦心，并不一定要先抛开对于文明社会之自由个人主义抱持的希望。

 

袁世凯以后十年间的中华民国，包括两个范围、两种政权，一是军阀占据下的中国，一是通商口岸的中国。军阀乃是从武的人物--可能是袁世凯调教的，他们凭着带有军队并且能喂饱军队而各据一方地盘。有好几个军阀是督抚出身的。他们的才能主要发挥在彼此互相攻打--或扬言要攻打--之上。至于各个通商口市，包括大多数的都市化核心地在内。而大多数的中国银行、企业、大学、专业人士也都在这些都市中。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组成的小区。中国政府权力系统中，坐镇通商口岸的这一支在军阀动乱期间维持了相当程度的安定。其实根本就是让军阀骚乱到此就止步。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矛盾是，不平等条约原则上是使中国蒙羞的，但实际上却常有实质的助益。例如，一九二一年间，宜昌的商人两度遭到军阀洗劫，只得要求北京的外国公使在宜昌也设一个租界区，以保护百姓免遭军阀部队蹂躏。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乱事过后，中外两个动向在一点上会合了。追求革新的中国人建立起新知识的教育制，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愈来愈侧重以"社会福音"应对近代都市生活的问题。多少年来相互叱骂却难得相遇的儒家顽固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其各自的下一代此刻却为了谋求中国的福祉，而成为友好的合作者。

这个基督教徒合作时期的重要成就包括修公路、中国国际赈饥团的乡间工作、洛克斐勒资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研究教育工作、洛克斐勒基金会出资给南开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系门、燕京大学与其它教会学院的扩增--包括南京大学的农业研究部，以及晏阳初（Jimmy Yen）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

这些事功有三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们对外资的倚赖有甚于中国的青年会，其中又以美资占大宗。第二，爱中国的美国人从参与中国生活中获得满足，这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人会有"失去中国"之感的原因。第三，这些事几乎连中国人的问题的表皮都没搔到。前述各种外国援助的活动之中，大多数只是实验性示范的处理，并不具有可以直接改变中国本质的规模。

西方人在中国鼓励、促成、援助的计划难免流于肤浅，原因之一是，外国人交往的对象是中国的有知识的菁英阶级，而这个阶级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以教育为例，按饶懿伦（E．Rawski,1979）作的估计，晚清男性人口中能读写者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女性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但是我们看到的入学人数统计是，一九〇七年的小学入学人数为一百万，至一九二二年增为六六〇万人。同期中学入学人数则由三万一千人增至十八万三千人。对于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数目实在是太少了。

因此故，致力于创建中国文明社会的活动必须视为许多个成长点，如同生物实验室里的细菌培养液生出的孢子，散落在一大片平面上。若能假以充裕的时日，每一伙勤奋的改革者--社会、科学、医疗、民众教育各方面的--也许就能把工作延伸到更广的人群之中。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了，到头来还是得靠政府来解决。

 

书生士大夫清楚固有的行事分寸，不会踰越朝廷的决策特权界限。只有获得特别恩准的时候，才可以向皇上呈进策论。至于一八七〇与八〇年代的激烈尖锐"清议"，制造的道德热力较多，实用真知灼见较少。要迟至一九〇〇年清朝被所有的外国打败--包括日本，朝廷的天命才开始亡失。梁启超在日本办的发表政治言论的报纸，是这个情势转变的明显标记。从此以后，主张改革的都市菁英开始在省内积极活动起来。

中国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一经在有保护的通商口市环境中展开，以后二十年内就增加了好几倍。一八九六年设立的邮政，以及小学教育普及与识字者增加，都助长了书报方面的发行量。依张朋园（Zhang Pengyuan）所说每本杂志平均有十五个人看过，李欧梵（Leo Lee）和安德鲁·纳森（Andrew Nathan）估计(见Johnson等1985），晚清的书报读者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大约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市地区新产生的读者群以及一八九〇年代的局势，都有益于快速增长（到一八九三年，都市地区人口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万，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国只有九百一十家报纸和大致同样数量的杂志。有些报纸可发行十五万份。只算报纸的读者，总数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这么算来，比起其它近代化国家，印刷的刊物能触及的人数比例仍嫌小了。不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六年起渐渐成为教科书与杂志的主要印行者。写作新文学的人士发现，都市地区读者多是为消遣娱乐而阅读。据佩里·林克（Perry Link，1981）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间为这类读者写了将近二千二百本浪漫滥情小说。政治论述却非常少，这是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极少量。

近代中国的政治新闻报导大体上都是辩论性质的，目标在抨击或鼓吹某些想法，并不着重以事实告知大众。李欧梵和纳森引用梁启超的话解释："说话是为改变世事而说，否则说它何益？"所以报纸数量尽管不多，却成为主要的政论工具。

 

旧士大夫阶级以后的这一代菁英要谋求的解放不只一种而是两种，第一个要摆脱的桎梏是旧式儒家家庭制度的僵化观念以及父权专制。第二则是从新知识多种文化混乱困惑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个刚受完四书五经初级教育的少年而言，新知识带给他的是一种爆炸作用，把他刚刚在其中定好自己位置的知识环境炸得四分五裂。"中国不但不再是全世界，而且降为世界的一个小片断。"少年的心智与西方世界的相遇，通常都是一种"可造成严重伤害的经验"，充满"困惑与不确定"。少年心智需要"可能比第一次解放更明确果断的再度解放"，借着"寻得更高层次的整合或综合过程"，以从困惑中解脱。从被推翻的儒家思想束缚解放以后，惊惶失措的人们必须找一个新法则来安顿自己的世界。信奉基督教、信仰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全心投入某种新行业、献身爱国革命，这些都能帮人找回自我形象。没有了知识勇气，简直就不可能存活下去。

以上便是民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适应新环境的创痛。他们对日本既已完全绝望，就转向欧美去寻找拯救中国之钥。这个任务使他们率先倡导二元文化政策（biculturalism），因为中国人到东京所感受的文化冲击，比起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的感受，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日本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企图把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的目的虽未达成，此一事件却结束了以日本为中国改革榜样的时代，加强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就在此时，提倡新知识的读书人为自己确定了新的角色--不做官，回避政治，不再循前辈的取向，以便检讨旧式的儒家价值观与制度，摒弃阻止中国前进的东西，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新文化的元素。

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e Movement）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文字工具。二十世纪中国文字系统大体上仍是沿用公元前二百年前后造的字。每个重要的用字都已经变成像洋葱了，有无数层不同的用意，都是千百年来不同用途累积而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拉了文pater如果保留其在古罗马时代的字形传至现代，可以用来表达的意思（也许还要并以别的字）可包括父亲、爱国主义（patriotism），父系血统（paternity）、（基督教）教父神学研究（patritics）、祖传财（partrimony）、赞助（patronage）等等。因此，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指哪一个意思，必须看其上下文才能确定。也因此故，必须晓得古拉丁文的原文。这种情况使文言文不能成为便利小学生解答人生问题的工具；它本身已是生活中的难题了。如果不下苦功把文言学通了，就休想进入上层社会阶级。普通人办理日常事务用的语言，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用的少数人才懂的言辞和艰深的引经据典，要容易得多。

文学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用白话文来写作。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采取了这个步骤，即是，用各国本地语文取代拉丁文。新教的传教士是履行此步骤的先锋，用白话中文的圣经向一般百姓传教。对新一代的读书人而言，推行白话文的时机已成熟。领导白话文运动的人物是胡适，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康乃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主张以白话文为学术论述及其它一切沟通方式的媒介。许多人都加入这个否定文言优于白话的革命运动，白话的运用迅速普及；古文的专制就此被推翻。

追随杜威（John Dewey）而讲求实用主义的胡适，也是提倡以科学方法思考批评的主要人物。科学在工技研究上的价值早已不容置疑，将科学的思考方式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上却是跨出了一大步。新式学术研究猛烈攻击上古中国史的神话传说，重新评估古籍的来源。此外也研究中国民俗，重新衡量明末与清代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科学方法的批评研究十分早熟，因为有清代考证学的成就先铺了路。

新文化运动的创造力，要放在其历史背景中观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高傲文明之中原来隐含的野蛮性。奥匈帝国、俄罗斯的沙皇帝国、日耳曼帝国先后崩溃。威尔逊总统宣告了主张民族自决与开放民主等原则。数种社会主义思想、妇女解放、劳工与资本家相对的权益等各种观念传遍全世界，也涌进了共和政体中国。在古老中国社会里仍只占着顶端薄薄一层的中国知识分子菁英，本能地担负起理解并评价变迁的外在世界的大任，同时也努力重新评估中国自身的固有文化。

 

有一年多时间，爱国学生持续鼓吹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摧毁，成效相当可观。同时，最具影响意义的是，新近成立的工会也发动了罢工，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抒发国家民族情感最大规模的示威。

这次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发动者是知识分子，他们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概念与新爱国主义会合而成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这一代读书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能积极担负起决定中国命运的重任。他们甚至开始透过其学生组织与一般民众接触。

在知识分子动员中，文学界以新白话文写作的小说等带头示范。大多数作家都有很高教育程度，而且出自上层阶级。其中主要人物多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在都市中贫困度日，而且经常受警察骚扰。他们的读者多半是都市中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卷入了社会革命。这些作家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主张个人表现自我，包括性的自由在内。有些前进者的浪漫个人主义和自剖--以第一人称叙述或日记体畅所欲言，足以令严格的儒教规范震惊。

 

鲁迅还说，中国文化是服事主子的文化，群众痛苦的代价换得的是主子的洋洋得意。

 

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主其事的大臣都有协办者、顾问、秘书、代理人、合作伙伴构成的人事网。这个复杂关系网也管到了"官督商办"系统中的商人，但是官吏并不负责生产事务。玛丽克莱·白杰尔（Marie-Claire Bergere．1989）认为，自强运动时期推动洋务者便是利用这个官僚综合体而运作，权力仍归官方。近代化的推行，必须靠官商两方的私人关系和利润分享才能达成。清末实行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官吏们的官僚资本主义。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的外国运输与贸易量都因而减少，进口量下降，随后便是外国需求的中国原料输出增加。此时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大涨，增加了中国通货的购买力。没有外人来竞争，是中国企业家发展的良机，即便运输短缺使他们向欧洲订购的设备不能准时送达。到了一九一九年，欧美需求下的大量出口，以及白银兑换黄金的价值上涨，都使中国商人大获其利，也因此刺激了中国的进口。

与十九世纪末的自强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工业化偏向生产供立即消费与获利的消费商品。据白杰尔说，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工业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的年成长率。棉纱厂成长速度很快，单单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就开了四十九家。上海的面粉厂大增，广州则有香烟、制造、火柴业兴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上海共有二百家新的机械工程厂开设，一则是为维修设备，同时也自制编织机、纺织机，以及其它工业用机器。到一九二〇年，其中大约一半的厂家在使用电力。

 

地域关系和家族结构在新兴的企业人阶级中举足轻重，显见企业家们并没有断然脱离中国社会，倒不妨称他们是"儒家现代化人士"（Confucian modernizers）。白杰尔怀疑一个"有企业心的、开放自由的、见多识广的中产阶级"能不能移植到旧式的官老爷与佃农的文化中，而且在其中繁殖。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是，新式的商绅已经和朝廷疏远了。而这个事实导致他们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期间支持各省的改革派菁英。

一九二〇年代的商绅们赞成胡适及其北大同僚的呼吁--要中国士人菁英起而行、要发展专业技术、要好政府整顿财政作前瞻的擘划。胡适代表了北京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上海的企业家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企业界赞成当时正流行的各省结成联邦的概念（这与美国各州最初的联合组织类似，但后来证明行不通）。他们也都赞成各省自治与联邦制度。另外一个务实的措施是成立商人民兵团。企业界期望自治而不让中央政府控制他们的经济功能，同时却又渴盼集权的秩序，实在是自相矛盾的。

从一九二三年三月起，企业界透过商会组织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会，讨论解决政治整顿统一与军队及财政管理等问题之道。六月间，自治情绪高昂之时，上海总商会--既无领土也无军事基础--竟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总商会成立了一个"人民政府"的委员会，不久就和当地的军阀谈判以减少战争行动。然而，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北京的读书人一样，在这种事情上，超出了"文"的范围就无能为力。商绅阶级无法发展军事武力。上海的中国商人们随即又反对新出现的左倾劳工运动，这个立场获得外国人的支持。陈独秀于多年后回顾当时在上海为压制工运募款之事，表示他的目的在于打倒军阀并支持新式政府。陈与胡适一样，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领导自己的社会阶层，却不会控制统治力。两人都是反帝国主义的，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人同样陷于两难的境地：又渴望自主权，又需要一个可能接近专制的强势政府。

 

变脸之快因素之一当然就是清共行动以及对残余共产党人的排斥压制，中国共产党那种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已被一笔勾消了。第二个因素是，旧官僚系统与军阀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影响力。仔细挑选党员，或执行党的规章，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特色。这个党一直是一大堆不听中央指挥的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党员方面则照例是来者不拒。有些军阀甚至带着整支军队入党。国民党在南京得势以后，因为纳入了腐化而随波逐流的旧官僚，收容了愈来愈多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把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冲淡了。易劳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间，蒋介石自感有领导之责，曾经说："党员们不再为信仰原则或群众而努力，……革命党人已经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为权势和利益奋斗，不再愿意牺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了。"

简而言之，国民党得了势就变了质，毕竟当初曾利用上海青帮黑道力量来铲除共产党。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他政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新闻业虽然持续存在，却受到严格检查。报社出版社会受到骚扰，甚而有发行者遭暗杀。大学一律受到管制，必须教授三民主义，而且时时调查有无悖离正统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表示关怀群众，就会被指为亲共。这种反共立场，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也己造成打击。国民党便是这样让自己脱离了革命奋斗。与压制手段、检查制度并行的，还有舞弊营私和行政效率低落。旧的俗谚"做大官赚大钱"不但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祸害成为蒋介石的沉重负担。他本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国统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对党感到彻底失望了，对于不能强化领导力的民主西式作风也心灰意冷。于是他着手组织一个法西斯式的团体，以一、两千精选的狂热军官组成。这些人暗中拥载蒋介石为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强人领袖，一般多称他们是"蓝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在宣扬固有道德，扫除萎靡的社会风气。这个运动便是蓝衣社在幕后推动的。南京政府时期的这种法西斯动向，若不是欧洲的法西斯专政与中国隔绝，还可能变得更强烈。

蒋介石能在这混杂局面之上稳住自己，关键在于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系。他宣称是虔诚的美以美派基督徒（Methodist，卫理宗），听取传教士的建设意见。他曾经支持国民党的组织部而与蓝衣社对立，但通常是让党发挥不了作用，不让党参与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学生的黄埔军校派和军中其它派系势均力敌，又使行政系统的政学系和党组织的CC（陈氏兄弟）派互不相让。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最后决策力量，更不用提让群众参与决策的事了。他与二十年前的袁世凯一样，发现中国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却显然是唯一的最高领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后望尘莫及的。蒋介石推崇的榜样人物之一是曾国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动乱的大破坏之苦，所以被蒋尊为前辈楷模。

总而言之，蒋介石承继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儒家术语表达的，他的政府办起事来却流露出效率低的陋习，他曾于一九三一年间说过："事情到了政府部门里就公事化了--改革计划全都是办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没有效率。"其结果是，乡村改良的纸上计划极少付诸实施，经济发展也都变得七折八扣。

南京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结果很糟。立法院的权限与行政院相形见绌，而行政院各部会又有党的各部会为较劲对手。考试院等于没有发挥功能。据易劳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而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被任用。至于监察院，虽然承袭了古时御史的职权，却几乎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万九千五百名官员涉及贪污，结果只有一千八百人被发布了起诉书"。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裁决权，一千八百个涉嫌贪污的官员中，只有二百六十八人经法庭审讯被判有罪。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处分，四十一人受到轻罚，只有十三人被撤了职。

和文官政府这五院平等相对的，是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掉了南京政府岁入的大部，并且自己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军政府。蒋介石顺理成章摆脱了俄国军事顾问之后，很快就另聘德国人代之，组织起和文官政府各自为政的军事指挥系统。其参谋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前身的各部，都听命于最高统帅蒋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则服膺于他的主席职权。德国军事顾问着手发展训练了庞大的军事系统，期望能争取到德国提供的军事工业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考察三个月，还设了好几处文化机构，以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中德民航线也开辟了。

日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占据东北，激起北京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愤慨，主张为自卫应发展全国实业。科学界人士于是动员起来，一位留德的地质学者担任了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开始组织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主持。翁是进士出身，又在比利时的卢万（Louvain）修得地质及物理博士学位。他是品行正直无瑕的人，非常聪敏，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中担任高阶要职。国家资源委员会是直接受蒋介石与军方指挥的，其宗旨是要开创国营的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工业发展计划包括了争取外国投资，尤其要争取德国投资。一九三二年间，先前成立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已在运作之中，以军事工业合作为目标。中国的钨成为德国工业极重视的矿产。一手组成德国新式陆军的席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曾两度来到中国，并主张建立有新的军官团的菁英军队。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和纳粹德国培养出前景看好的关系。但是，德国同时与日本发展的关系，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迫得中国舍德援而转向依靠尚在微量阶段的美国援助。

 

有关中国乡村贫苦境况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派强调统治阶级藉地租、高利贷等压榨手段剥削农民，导致收益的分配不公。这种地主阶级剥削行为的看法，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也成为许多人的信条。另一派，按雷蒙·麦尔斯（Ramon Myers ,1970)所说，是比较"折中主义"的；这一派强调的是旧式农业经济的许多造成产量低的原因：每家人二亩田的耕地太小；这些小片耕地运用不当；农民缺乏资金，又不易取得新工技；无法控制自然天灾；原始的运输方式增加了市场成本。

赞成第二派说法的人指出，大多数中国农人是自耕农，有些人既是自耕农又租地来耕，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不折不扣的佃农。因此，受地主剥削并不是农民的普遍处境。其影响也不如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影响来得严重。劳力的供给却是源源不断的，因为社会习俗规定人们必须养儿防老，而且必须生儿子传宗接代，以免死后无人上香祭拜而变成孤魂野鬼。

不论问题的重点放在生产效率低或是分配不公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根源还是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县以下的行政是较少有人研究的，据杜亚拉（1988）分析，"清末新政规定，各乡村应成立财政系统，以筹集建设新式学校、行政单位、自卫组织的资金。"中央政府辖权如此深入乡村社会，乃是史无前例的。其重要措施包括，新税课征不再按以往是以个人或私有财产为对象，而是以乡或村为一财政个体而课征。结果造成旧式乡下社会大乱。

乡间社会的组织，按杜亚拉所说的，是以"文化性的势力连结"为依据。他所指的即是，宗族亲属的辈分关系、市场的等级、宗教的尊卑地位，甚至包括水利管制、主顾关系、姻亲关系等等，这一切所形成的"势力和权威可以在其中发生作用的那一整套架构"。换句话说，乡村领袖人物的威权，来自家族关系、商业往来、宗教礼俗、内发结交的情谊、人际与法律互动行为的交错相互影响。乡村社会的文化性连结（cultural nexus），也就是这种种交错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年开始推行的新政中，主要刺激乡村改变的就是新的征税措施。县官指派了衙门书吏做簿册登记，另外有不支领薪水的"地方"、"地保"，每人负责催收六、七个村庄至二十个村庄不等的税金。杜亚拉称之为"经纪业务"的功能。他发现县以下的税收，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各地的用词或有不同，但大致都在县以下划分区，区以下为乡，乡以下为村。地方或地保通常是以税款包收者的姿态工作，收足了应缴之额以后，还可以赚取生计，打点必要的开销。

各个村庄也可能联合起来，出一笔钱给这位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地方或地保，这位地保就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而手下留情。拿了村民好处的地方地保，也会为村民提供一些服务，例如组织自卫队或田地收成守望戒备，保释被衙门扣押的无辜村民等。这种"保护性的经纪业务"，可以具有以往被认为是地方士绅可发挥的功用。本书第四章叙述的士大夫阶级社会，不可能一成未变。士大夫阶级的活动，在县官级的管辖领域下最为频繁。人口增加之际，最低阶层的士人--生员与监生--愈来愈少涉入县以下的事务，因而也使县以下的人员质量大不如前。

中央政府权力伸入乡村，一般的结果是使村民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处境更为恶化。年头安稳的时候，以主客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道德性经济(moral economy)可以正常运作，如地主兼放贷人与佃户兼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例，彼此送礼或请吃饭都可以润滑这种人际关系。双方各有其可扮演的恰当角色。

然而，年头不好的时候--有天灾、战乱、贪官的时候，这种社会关系就被搅翻了，村民们没有了领袖，全然不知所措。政府加征新税后，家境富裕的地主退出了原来村民领袖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地痞"式的包收税款者，这种人通常都是拼命刮钱的，而且多不是本村人。正派的农民因而都避免去做监督担保契约的中间人。这种时候，大地主大财主都迁到城里去了。政治权势不再系于文化的连结关系，乡村也就沦为"政治掠食者的捕猎场"。简言之，政府强国计划把征税要求加诸乡村领袖身上，使乡村领袖与乡民村民之间有了隔阂。无所谓道德原则的包收税者接管了收税职权以后，舞弊的情形也增加了。前文曾提及，地主在外地的情形渐增，地主的财务总管又无力代理必须本人躬亲的地主佃户关系，才导致江南地区的文化连结关系解体。

军阀时期的地方行政是每下愈况的。地主阶级不再是国内最上层的一等人，也不像以往那样有满脑子为人导师的儒家理想，变成目光窄而顾私利的人。帮会组织--如上海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财主用来自保的工具，以免遭受百姓骚乱或官吏压榨之害。帮会组织都有许多分支，会内有类似总务财务的部门，以及可以动员暗中有会员身分兄弟们的当家堂主。大家族有了帮会撑腰，往往可以在类似成都平原这样的富庶地区中变成一村之主。这种秘密结社可差遣的武力是一群职业杀手，其收入则来自包庇妓院、赌场、鸦片烟馆、不纳税的黑市买卖等。除了这较不名誉的一面，帮会组织也保护从事一般正当行业的自家兄弟，而且常有最富的大地主或官吏做他们的大哥。

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开始当权之时，由于有电话、电报、公路的联络，南京（以及后来的重庆）一有命令，就可以立刻下达各地村镇。南京政府于是继续建设乡间官僚机构。按孔斐力描述，取代帝制时代县官与士绅的，是南京派来的行政官员，以及他们要推行的改革，还有警察组织的反共保安网。以前皇帝派任了县官以后，指挥县官就是省级大吏的事了。现在的中央政府不然，都与地方县长有直接联系。县长们都要到首都去，接受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的灌输调教。另外，中央政府还设置负责管理军事、关税、运输等事务的地方行政机构，是独立于正规县政府结构之外的。国民党也设了地方支党部，由中央党部控制，与公务员系统是平行的。县以下的新层级有区、里、乡、镇、村、邻与户，恢复起保甲的制度。

国民党的理论是，政府在训政时期可以通过这种层层户籍编制训练人民学习地方自治。一九三九年间，国民政府颁布了重组地方政府的新法令。各户家庭改采较有弹性的方式组成甲与保，村与镇变成可以自己运作地方行政的法入团体。每一保应成立保民大会，选出两名代表参加村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协助村镇长治理事务。村镇长则由民选。按计划，一九三九年的法令应于自由的（即国民党的）中国几乎所有县内实施。但是，当时大权在握的是军方与警方。并没有关于此种选举形式确立的记录可循。

"地方自治"虽然在倡导民主的西方人脑中能激荡起愉快的反响，对中国一般百姓而言却有相当不同的含意。这个术语其实通常意指地方士绅管理事务的中介手段，用来取得村民的税款，以完成现代化的改进。建公路、办新式学堂、支付警政费用，都是头脑新的士绅们乐见其成的，但是为了换来这些而加征新税，使村民未蒙其利之前反倒先受其害。当时抗议实施改革的农民为数不少。

再者，地方自治习惯上并不以一视同仁的举手表决方式"一人一票"做决定，而是按村中大佬们一向的议事惯例，用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议员是由严格限制资格的选民选出的，议员们却得以类似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再相互推举代表。如果让"民主"在二阶层划分的中国社会里用单纯多数决的方式运作，无异于否定自律修养使人品高超的理学信念。然而，在私人关系淡化之际，多数决似乎是现代作风所要求的。

回顾南京政府的这十年，我们看得出来，按理想，政府本该用改良农业技术的计划来解决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问题。南京政府早先曾要求"国际联盟"提供公共卫生设施所需的技术援助。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外国也曾提供许多极佳的经济重建蓝图给中国。垦荒、造林、水源管理、水力发电、农作与畜牧育种、农具改良、土地用途改进、虫害防治、储谷设备、土地重新分配、降低地租、轻重工业建设、乡村工业与合作社、低利农贷、民众教育、公共卫生、交通运输、法律治安，全都有人提倡，也都有显然的理由。这些努力的第一的首要的目标，都是为了提增农民生产力。这是中国的难题的症结所在，国民政府却未能把它抓出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拟出详尽的整治计划，当然更不用说有什么实际行动。

南京十年是西方国家该为中国的蓬勃经济成长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欧洲正全神专注着纳粹德国，美国则因为经济大萧条与"新政"而自顾不暇。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这几年中在许多方面有蹒跚的零星的进展，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定目标。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以"荒歉不足之经济"形容老旧农耕环境与习惯造成的泥淖困境。这种由来已久的低水平人力经济，因为中国人强调知足之美德而长存不灭。农民自古就接受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生活--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了，才能够令使个人把自己安插到关系团体之中，承受生活中的遭遇，并且因而达致自己与周遭社群的高度"社会性整合"。的确，中国农民的狭隘见识、低效率、粗陋饮食、病痛不断，虽然令现代观察者感到怵目，却一直是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这些情形也是近代以前欧洲存在过的。

 

乡村建设运动不久就发现，经济生活上的问题与社会政治制度脱不了关系。西方式的任何民主改革，都必须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为先决条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端赖社会改革。比方说，定县打算推行的科学化改良所需的财力支持超出了农民的能力范围，支持地方改善的农民组织必须得到官方许可，作物改良牵扯出地租和租用期的问题，识字推广以后民众表达委屈不平的声音变大了。

简言之，不论旧秩序的哪一方面要做任何实际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体制要做根本的改变。中国乡下的问题太深远了，要求改变的催促又太紧迫，以至于一有改革就似乎可能点燃起可能导致暴动的连锁反应。

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计划即是因为这种征候而受挫。中央只能从表面上下达政令，根本到不了农村内部。要在地方行政系统中设置代表中央单位的计划或立法，通常都和督军及商会代表的省级利益相冲突。改革建设计划带到地方上的有延长的公路、公共汽车线、电话、电报。各种建设计划，包括地质勘察、农作物统计、农业管理、地方治安，都要靠往农村加征新税得来的钱才能办。农民们却一直觉得，中央和城里人搞的这些进步改革对他们没多大好处，官僚们则是对这整套组织乡村自治的观念感到陌生。结果，南京政府没有把社会改革做成功，尤其是扩散土地所有权与减少遥领地主（absentee landlordism）两件事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了可乘之机。

 

意识形态与组织力相辅运用无疑一直是大多数革命运动的致胜法宝。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和任何其他成了大功的流寇所用的一样，用强力与狡诈（包括一套新理论教导）来讨好地方人民。通过共产国际从苏俄借来的意识形态，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析解中，都市无产阶级、工厂工人、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领袖都占有关键性的地位。中共用农民群众取代无产阶级以后，工作才有了进展。但这么做等于是把原来的理论意思颠倒了。

陈独秀于一九二七年因为共产党在他领导下几乎败亡而失势。以后，中共领导权就由一连串的青年担当，都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提出的人选。由于这些人在上海和其它都市里必须躲在暗中活动，使他们发动革命之战的能力大受妨碍。教条宣传可以印在纸上，却不能纠集群众运动。活动者仍接受莫斯科指示，并且把这些指示传送到各个基地区。

一九三一年起，著名的留俄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即国际派）掌控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苏俄的影响力更为加强。这一派人的观念和目标都属马列正宗，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们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这个路线对国民党正有利，共党则是每次举事必败，根本没有在中国掀起暴动的"巨浪"。到了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委员会被迫撤出上海，迁往江西的大基地，也就是毛泽东坐镇的地方。撤来的人虽然职位比毛泽东高，却和他一样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与其疾苦。从这时候起，毛泽东的人格与观念就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一个要素。

毛泽东胜过当时其它人的地方在于他能使理论与实践一致，这是儒家哲学的重要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一九二〇年起在国民党主导的联合阵线之内活动，毛的观念是如何发展的。他曾任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广州时也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提供为期五个月的教育课程，毛泽东并于一九二六年五至十月间亲自给六个班授课，教导了三百二十名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讲习所的课程似乎是以分析农民问题与分析乡间阶级结构为主。毛泽东以一九二五年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的六个月经验为依据，在一九二六年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农民阶级--上起自耕农，下至无土地的劳工--无法摆脱的被剥削处境。他指出，农民受的压迫来自：（1）高额地租--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2）高利率，每年为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3）高额地方税，（4）农业劳力被剥削，旧地主与军阀、贪官串通，想尽办法地剥削农民。在这整个制度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的共谋，他们的目的是维持既有秩序，以方便他们在中国贸易牟利。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完全接受了列宁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对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世界性运动。不过，毛认为，在这一般公认的架构中，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有三：一是彻底析解明白乡间的各种不同阶级。第二，要以非常实际的方法辨别，在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该与那些阶级合作，与那些阶级对立。第三，党工在乡村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指导者、催化剂，不应是无所不知的人。他必须小心审视村民的困境与不满、期望与恐惧；唯有如此，他才能表达出农民的需求，并且照计行事--尽可能联合最多数人攻击最小的目标，以达成革命步骤。

不幸的是，一九二六年间毛泽东在做这些打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一心只想用联合阵线的策略。党员们仍旧认为，一九二〇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应定义为中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却将证明此种看法相当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抱持这个误导的信念，听从共产国际建议，不计代价地继续与国民党联合，把动员受苦难农民起而行的观念低调处理，直到帝国主义已经被新的中央政府逐出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阵线，放弃乡间的社会革命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农民行动过度"，是因为北伐期间南方各省农民组织蔓延太快，曾惹来当时仍大权在握的地主武人集团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兵力，因此，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就迅速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中共咎由自取。

在此时期，毛泽东很本分地配合莫斯科转达的路线，而且试图把握设想中的时机"高潮"，只不过这高潮并未出现。他发现，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动员，甚至可以包围城市，但是却对抗不了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他也明白了一件事，中共必须在一个可以集合人力与粮食补给作战的基地领域之内发展武装兵力，才可能存活以至壮大。自一九三一年起，"江西苏维埃共和"便成为达致这个目标的工具，领导人自然是毛泽东。

这一回，共党争取农民支持的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发现大地主就予以扫地出门、特别照顾穷困的农民。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起争执的地方很多，其一是对待富有农民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富农是地方经济的必要成分，有意安抚他们。可是，留俄派的教条主义者却认为富农对共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质有害。据汤尼·赛克指出，毛泽东的用意是，扫除养成乡村社会安定状况（及问题）的地主佃农主客关系，再以经仔细分析形成的新社会秩序--此乃是阶级斗争的准备动作--取而代之。但这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蒋介石发起的消除江西共党"毒瘤"的行动，迫使中共引用游击战术。游击战术的第一原则就是，诱使敌人沿其补给线前进，再将其先导部队包围切断。第二原则是，除非敌寡我众，而且确有胜算，决不发动攻击。江西东部的山区崎岖地形和狭隘谷地，正是运用这些战术的理想所在。蒋介石的先头部队愈往前推进，就愈脆弱。蒋军只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行动中胜利，这一次由德国顾问在进攻沿途山边设计了碉堡系统，其位置使各碉堡的炮火可以依序先后作掩护。碉堡由卡车运补给，固若顽石，终于使蒋军占得优势。游击战术的第三条原则--动员农民供给信息并补充人力与粮食，也因此一战而丧失效果。

 

长征一直被看作近乎奇迹的事，相关的记述比讨论摩西带领上帝选民过红海的记录还要多（一年走了九干六百多公里，平均每天要走二十七公里多）。这么浩大的军队和党工人员怎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步行走完这么长的路？答案当然是，只有领导分子和少量的军队走完了全程。

我们应该想象一下地形。中国西南地方是一片由山脉隔成棋盘状的大小盆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区水源引自不宜人居的山上。长征队伍穿越西南地方时，必须翻山涉水，不能走有几条汽车公路的平原区。因此，大半路程不是往山上攀就是往下坡滑，走平地的时候非常少。运输工具不能用火车和推车，只能用滑竿和挑担。赶路途中，共党红军的高阶领导人多半是坐在二人抬的滑竿上睡觉，其它人则呈一纵列跟在后面走过山间石隘和田间小径。夜晚，领导人通常都不休困，大部分时候在处理红军情报、后勤、人事、战略等问题，以安排次日行路或准备作战。

共党的领导人都有勤务兵、副官、保镖照顾保护自己，作风和一般传统军队一样。他们也和美国对抗日本人的时候一样，有秘密的情报来源。共军的无线电可以接收很容易译解的中央军通讯，他们了解敌人的程度胜过敌人对他们的了解。

长征进行途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下一步往那里走？该由谁指挥前进？队伍离开江西之前，毛泽东的地位已经降到留俄派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共军事顾问之下了。个性随和的周恩来的军阶也比毛的高。不过这些人都攻不破蒋军的要塞。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只会打阵地战，结果每战必败。长征初期一路上的战事因此损失极大，而每逢过河时伤亡尤其惨重。后来，毛泽东的机动战非正统主张被接受了。往西与西北转进途中，毛于一九三五年初再度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此也就再也不曾松过手。原来是他上级的周恩来，也从此成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行进的速度快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出发时就拖在后面的十数里长的重型装备、补给品、小分队、伤员，后来只得弃之不顾了。开拔时登记的军事职兵计有八万六干人，一年后抵达陕西时只剩两、三千人，其中有很多还是途中陆续新投效的。从这时候起，参加过长征的人就是共党革命运动中的贵族了。

长征一举也帮共党的新领袖窜出头角。毛在长征期间就已开始与同僚保持距离。他登上至高的唯一领导人地位之后，住处就与其它领导人分隔开来。就像是将要登上皇帝之位的人，他从此不再有地位平等或说知心话的人。他已经陷入了统一中国者必须忍受的束缚。我们如果回头看以往，会发现毛泽东的兴起令我们联想到汉、唐、明三朝的建立。这三朝的情形一样，都是先有一群领袖，听命于一位带头的领袖。这些领袖在各自的区域内动员群众参加军事行动，可能是推翻暴君，也可能是驱逐外族统治者，总之，必是号召百姓群众才能做到的事，开国皇帝不可能单人独力完成。一旦开国之君大权独揽，就有难与功臣共处的问题。

 

周恩来是引人兴趣的人物，极有才干，本能地保持中间立场，努力要凝聚党组织，同时又明智地不使自己成为最高领导人的竞争对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待四十八年，创了世界纪录。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出色的总理（prime minister），为党与党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与古时历代宰相（prime ministers）为皇帝为朝廷效命之忠心一般无二。

 

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到了法国。

当时法国已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另外还有大约十万名华工，代表中国对世界大战所尽的一份力。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的，但是有许多学生却把救国的大问题放在第一位。周恩来立刻以他最服众人、最平和、最具外交手腕的条件成为头号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促使相互竞争的人协议合作。因此，从最开头，他的角色就是领袖，是凭说服力而不凭霸气维系领导力的领袖。他于一九二四年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联合战线革命政治学最有造诣的实践者。

 

周恩来一生成功的秘诀是，他有足够的智慧认清两件事：莫斯科的教条主义在中国起不了作用，而他自己欠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环境条件的能力。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初长征途中的高潮--遵义会议--中开始执掌中共领导权之时，他才能够以原来毛的上级的身分而甘居毛的下属。

 

共产党人于一九三五年末来到陕北，再往西去就是沙漠，东边和北边只有黄河。陕西省是一片受过千百年侵蚀黄土高原地形，由于欠缺可行汽车的公路，成为易于防守的地区。但是也欠缺粮给和人口。国民党的清剿行动本来可能把这儿撤底摧毁，岂料日本人却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侵略。驻守在西安的东北军原定进攻共军，现在却宁愿与占领他们的家乡的日本人一战。在此以前，东北军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叛变，劫持了蒋介石。在释放蒋之前，他们力主中国人组成统一战线抗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走到一个低潮，连第六次大会也迫得在莫斯科召开。这时候起，共产国际有一段时间左右了中共的走向。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留俄派的势力开始被毛泽东的拥护者取代。其中阴谋夺权的成分不大，主要是因为毛找到了在中国乡下掌握权势之钥。而他的原则是体谅人民大众的心态、需求、利益。他所提倡的"群众路线"，主旨确实是要人民大众来导引支持革命运动。外国输入的教条应该退居次要，首要的是倾听人民的心声，进而吸收人民、动员人民、控制人民。

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国民党势力白色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倒闭事件。共产国际一再试图组织工会为都市无产阶级，利用暴动占领城市，却屡试屡败。从中脱颖而出的行动组织者，是晓得如何运用可行手段的刘少奇。刘是华北地区各城市的共党运动指导人，积极鼓励左翼文学运动、利用艺术宣传、吸收学生。他把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教条搁在一边，以中国共产党这套方法的本土化，达成了相去不远的目标。

 

全体中国人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自从一九三五年夏天起就是莫斯科的路线，目的是要对付在欧洲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在东方的侵略行为。毛泽东宣布赞成中国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但拒绝和蒋介石合作。这时候，抗日救国已经重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了。但是毛泽东不会为了全力投入前者而放弃了后者，所以就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策略，一面抗日，一面发展苏维埃基地抗蒋。为了表示诚意，延安的共军向东开拔到山西，以准备再往东进攻击日军。然而，共产国际却于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了指示，命令毛泽东与蒋介石合组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前往上海谈判合作条件。

国共两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议定以统一战线抗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气势也于此时渐渐完全压倒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残余。毛非但不和国民党联合，反而计划在做为抗日基地的"苏区"继续进行社会革命。这一策略运用成功的话，自成一系的共军可以在跟着全国一致抗日的口号走之时，暗中扩大基地，争取人民支持。毛泽东要建立的全国性共产党基地，转眼即可成真。

一九二〇年代初，俄国顾问来辅佐国共两党的专政之时，曾经动员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两党之中年资较长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开明的都市专业人士心目中求进步的希望所系。这些支持者多为西方留学归国者，或有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因此，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面对两种作风，一个是都市里的改革西化，一个是农业区的保守主义。有时候，同一个家庭里就可能并存着这两种作风。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

 

在日本史学者看来，日本乃是一六四四年灭亡明朝的满清的后继者。东京主张现代化人士眼中所见的则是，日本要带领中国人民进入现代世界。但是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只会使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更强固。

八年抗战期间。一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停留在日本占领区之内，多属一些港口都市或铁路市镇。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内，这儿即是"自由中国"。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区，首府在延安。治史的人喜欢找源头，而中国的未来始于延安。因此，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先后战败一直较少有人研究，中共的兴起才是热门题目。成功是有创意而有趣的，失败是可悲而无趣的。谁爱理会失败呢？更何况，延安面积小、资料少，比日本占领区和大后方的多样不同经验都容易掌握。占领区和大后方都比延安的统治区大，却不如延安受人注目。

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形式上都行政党专政，事实上却是很不相同的政治产物。国民党有两个代表典型，第一个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共事的革命党人，第二个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京政府时期拥护蒋介石的人。国民党被迫于一九三八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继而越过长江三峡来到重庆，根基也就此被切断了。关税与上海鸦片贸易的收入来源没有了。来之不易的新式人才官僚体系都变成了逃难者。原来是全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府政权，现在逃亡到环山的棱堡之中，还不得不与反动的省级督军以及地主共事。居于中国西南的重庆政府要约束地方军阀不可有越轨行动，同时也要避免扰乱了乡村的社会秩序。

刚成形的中国式自由主义（Sino-liberaj）教育系统，遭到了极严重的校地与设备损失。日本占领区内的教会学校照常运作，但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大学，许多都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将学生与设备撤往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美国以后，燕京大学以及其它教会学校也南迁，在成都组成华西联合大学。至于工业设备，多将整厂拆卸，溯长江而上，迁至国家资源委员会已经在开发矿业工业的区域。怀着高度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员，都甘愿背井离乡，在后方内地过起简陋刻苦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虽然有才能贡献国家，满腔希望却未得到报偿。原因之一是政府无能。

国民政府的坚忍有余，远见却不足，用来处理问题的短期权宜之计，都不足以加强政府面对未来的实力。重庆政府掌握了以粮谷缴纳的土地税，用以瞻养政府。工业发展方面，有兵工厂补给战力。抗战精神因日本轰炸重庆而历久弥新，但是统一战线的精神却每下愈况。重庆的激进分子开始往北游移，投向共党区的延安。没去延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派干部"，负有任务，以自由派的姿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国民党的党政秘警渐渐觉得，有必要把自由派分子当作潜在的颠覆分子予以约束。政府对学生、出版业者，以及表面上看似敌人者采取强制手段，逐渐扩大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裂痕。而知识分子却是政府未来建设的希望所寄。

蒋介石在重庆的政府之呆板保守，不亚于其南京政府。对于农民，除了征用劳力与粮谷之外，其他一律不管。没有特别推行识字教育，也没有在乡村广设公共卫生服务。乡间的社会中，仍是上层地主与下层群众泾渭分明的状态。四川省的地形，除了成都周围引水灌溉的稻米区，其余大多为起伏的山岳和湍急的河流。气候潮湿难耐，冬天很冷，夏季又酷热。现代化生活的设施本来就不足，通货膨涨的威胁却又无所不在。国民党不学共产党去往乡间谋生计，却用印钞机谋生计。通货膨涨终于渐渐腐蚀了上层阶级的士气。

国民政府早先曾有的弱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暴露无遗。四川、云南、广西的大军阀使重庆政府有权难伸。以云南省长为例，即便大后方的空军基地设在云南的昆明，他仍一直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军队进入云南，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为止。四五年底以前，国府的警察也一直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教职员要求停止内战而组联合政府的运动。

应对务农人口方面，国府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通货膨涨起初提高了农作物的价格，算是对务农者有利，但利益不久就被新增的税目抵消。上百种名目的小额税或规费都是公然的勒索，大多数是地方政府主管为筹措公家与私人费用而设的。易劳逸（1984）指出："税目包括'捐献新兵草鞋'税、'新兵家属抚恤'税、'防空干部训练'税、'驻防部队燃料供给'税。"

在这些负担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要征用的粮谷和劳役。陆军可以随时任意强征劳役，各司令官还获中央授权，以强制征粮的方式就食乡下。河南省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发生饥馑，粮食不足造成军民必有一方得挨饿的情势。结果征粮照旧执行，不久，军队就遭到饥民攻击。饥荒也导致投机者屯积牟利，引起广泛舞弊贪污。其后果是，政府真正能取得的资源没有增加多少，倒让小官吏和地主们找到藉通货膨涨赚厚利的门路。抗战结束之时，"自由中国"区域内有好几省已经开始出现农民暴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党都有两个作战前线，一个要对抗日本，另一个则是彼此互攻。抗日战争始于一九三七年北京城外的七七事变，共产党与国民党即于八、九月间宣布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同意中止其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强行充公的地主土地，并且令红军接受中央政府指挥。国民党则准许共党在多个都市内设办事处，在重庆发行其《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从此以后，两党就维持统一战线的形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驻重庆代表。周在武汉临时首都度过一九三八年，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兼对外发布新闻的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的保证条件写在纸上是不可更动的，实际的情势发展却把它变得形同废纸。首先，延安方面不许国府的参谋官进入共区。八路军接受了国府的小笔津贴，却一直不听国府指挥。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扩建地盘，用互助队的方式鼓励经济生产，吸收贫农激进分子--以备日后打倒富农。一九三七年宣称有四万的党员人数，至四五年增加到据称的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则由一九三七年的九万二千人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大约九十一万人。

 

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弹性混用长短程目标。短程方面，他于一九四〇年主张以"新民主主义"为统一战线的信条，凡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一律包容。长程方面，他稳扎稳打地发展党的组织，其中包括控制知识分子。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文将详论），树立了动员的运动典型，其中包括使个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动、斗争、招供、屈辱、俯首顺从。党员都会熟知这套运动方法，一般民众迟早也将熟知。此乃是毛泽东依据列宁斯大林主义和帝王儒家（Imperal Confucianism）完成的一项杰作。

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靠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动员而来的。抵抗日本人正是最佳的动员口号。日本人沿着铁路线入侵，试图封锁各铁路线间的区域。但是他们的铁路线碉堡管制不了越过铁路线的贸易与接触。大体上，日本人的入侵替中共锄开了动员的土地。不论中共在此情况下的成功是单纯因为民族主义精神之故，抑或应归功中共的信条，基本上已不是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已经是本国的共产主义，其信条来自在乡村的实际经验，并且招募知识分子投入解救全世界的大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了。

中共在华北不同地区发展成功的"边区"政府与"解放地区"政府，都以党的控制为首要原则。党的控制力来自干部的思想灌输与纪律之加强，而思想灌输必须结合毛泽东的长程原则与他的圆滑变通。因为，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

第二个原则是，明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这些东西是：第一，地方上的平静安定；第二，友善的能帮农民忙的军队，和村民亲切往来，必要时替农民收割作物；第三，招募地方上肯做事的人，可能在贫农的上层中找到，多属有才干却被环境所挫者；第四，经济改良计划，包括改良作物，但更重要的是互助式的农业合作、有条理的运输、合作社生产消费用品。

以上的这些都进行后，就构成第三原则--阶级斗争--的基础。这一步必须谨慎，因为华北的地主简直就没有比富农强多少，而且可能利用帮会或佣兵组织自己的地方武力。此外，早先国民党也掌握过华北某些地区，所以人民在效忠对象上也可有选择。中共用的对策是，定下颇具说服力的三个三分之一制度。共产党人只在认可地方政府的小议会里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者。按着这个原则办来，训练有素且又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人自然可凭本事成为领袖人物。他们的好名声传出去，赢得了民心，就可以着手准备经济性的生产计划，以及相配合的土地改革。

土改进行之前，必须齐备三要素：军事控制、经济改善、吸收激进的村民。土改的窍门则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动员对地主恶霸不利的舆论--姑不论这舆论的分量够不够，然后藉控告并清算地主的手段带动村民投入革命行列。所有地产都要重新估量价值，并且按照每一个人被分类为富、中、贫农的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如果这样的重新分配效果能持久，便可以开始对村民激进分子灌输党领导的思想精粹。其要旨无非是，人们若肯以新的团结形式把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新团结体的领导力，将来自中国共产党。既然个人单独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把力量贡献给共同的目标？于是，民主的中央集权原则被宣扬为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贡献力量的办法，但是一旦党做了决心，每个人都要服从。这种理念在美国新英格地区的镇民大会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换到华北的乡村里，不接受这个，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统治，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打动人心。

简而言之，"群众路线"的观念正包含在此：党必须走入人群，以发现其疾苦与需求，然后由党把这些疾苦需求整理规划，以顾及人们利害的立场解释给人们听。这种由群众来再回到群众的概念，的确是适宜中国传统的民主概念。自古以来，凡是好官都是能真正体恤民情的人，因为他们才知道怎样治理百姓是真正为了百姓好。

对日抗战给了共党动员乡下群众名正言顺的理由。一旦乡村动员成功，共党就添了新的势力，但根据地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华北以至长江流域的扩张与基地建设，在一九四〇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

 

用正规的阵地战打不败日本兵，用游击战却可以消耗他们的资源。日本人为了抵抗游击队，只得把要塞网和封锁线拉大拉长，以切断补给的方式耗竭游击队。

为了回应日本人这招封锁战术，中国共产党军事总部的总指挥彭德怀准备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广面攻击，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发动。日本人占据的华北各地的铁路线一再被切断，碉堡一再遭破坏。这是共党在整个抗战期间的首要攻击行动，由彭德怀策划，延安方面可能并不知道详情。攻势发动几星期后，共党显然赢得了一次大胜绩。但是日本人随即实施报复，而且手段凶狠，以增派的军队展开"三全"行动，即"全部杀、全部烧、全部抢"。日车不再分辨对方是农民或是八路军，一律予以毁净为止。每个被摧毁的村子都派兵驻守，碉堡数日增加到上千个。如此猛烈的反击，驱散了共党在华北的势力部署，使许多据点孤立，并且夺走了大部分共党已经控制的县治中心。这是一次一级大灾祸，共党自此未再发动百团大战。

在此同时，共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国民政府军的报复。经过谈判，新四军的大部从长江以南撤往长江以北。但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有数千共军的总部单位被国府军队伏击。此次"新四军事件"几乎将新四军全毁，但国共双方都末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式对双方都有利，即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

这些逆转使延安陷入危机。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几乎切断了一切贸易，通货膨涨急速加剧，整个共党政权必须退回原地以求生存。延安政府以前只靠适度征收农民的谷物即可维持，一九四一年间因为天候不良造成歉收，政府开始征收大约谷物收成的百分之十。没收的地主财产已经用竭。此时的解困之道只有试求自给自足，例如，开辟棉布之类消费品的本地生产。于是，耕地和灌溉系统大量增加了，谷类产量上升，牲口也增加了。总之，尽一切努力提高生产克服了经济危机。

一九四〇年代初，延安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毛泽东终于登上驾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前毛泽东读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并不多，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以后，才有空闲开始深入阅读。不久，他就开始讲授辩证唯物论，撰写了"论实践"、"论矛盾"。由于他尚未除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演讲内容虽然粗浅，却以显示他的知识性领导能力为目的。不过，毛在强调矛盾时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他以"对立面的统一"为矛盾论之假设基础，乃是一个有久远中国历史依据的观点。

他在延安的哲学思想目标，不仅止于建立一个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的党，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改编得适于中国人使用。政治上必备的条件是，党组织一定要有纪律，人人都要遵从党的路线。做到了这一点，党员不论派到多远的地方，都不怕他不照党的指示办事。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出在派系歧见太多上面。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较小，在消灭不同声音方面所做的成绩颇不差。

党内积极急进分子的意见若要一致，先得使他们在智能理解上信服共党路线的高明之处。党的路线则必须提出理论信条来给实际行动撑腰。这个目标之达成，乃是靠逐渐创成的一套观念，此即西方人通常所说的"毛泽东主义"（Maoism），但中国人以较含蓄的"毛泽东思想"称之。这套观念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其普遍原则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状况。

 

马克思的宇宙大戏的主要演员proletariate，在西方思维中必定与都市生活相关，尤其是十九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的工厂劳工的恶劣生活环境。然而，这个字的中译却是"无产阶级"，意思即是：没有财产的阶级。也就是指很穷的人们，不限都市的或乡间的。以中国而论，当然主要是指乡间的。结果，欧洲的的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国就变成贫农或没有地产的劳动者。

 

至于"封建"一词，古时候是指秦代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前战国时代诸侯贵族各据一方的局面。指的只是行政权的分散状态，和土地制度或耕种者的地位扯不上关系。但是若把封建和地主剥削混为一谈--此乃共产党的本意，那么封建制度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就超过两千年了。因此，马克思就欧洲史做的时代定义不能轻易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来。如果自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都算"封建"，这个用词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或者只能当贬骂之语了。

 

其实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能算是代表小资产资本家阶级，反而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包的多阶级政府，连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都可以纳入其中。后来毛泽东曾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新出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中国旧（封建）社会产生的双胞胎，彼此相关却又互相敌对。"按此理，让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适当的，这也证明共党为权力而斗争是有理的。在中国，这些都讲得通。在欧洲讲不讲得通倒无关紧要。

 

毛泽东既已掌权，不但竭力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要使党团结，要维护纪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只以党员为对象，此时的党员数目增加了，但是欠缺"长征"那一代的内聚力。整风的靶子是"主观主义、派系主义、党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以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条主义者为目标．"派系主义"指的是军职与文职、党与非党的、老党员与新党员等等不同立场者之间难免存在的意见分歧。"党的形式主义"则是指只管呼口号却不实际解决问题的作风。其它劣风恶行包括逐渐滋长的官僚主义，以及行政的例行公事化。这些毛病有的可以用下放的方式来整治，即是把人员调到乡下更接近实际问题的地方去。还有一个受抨击的目标，就是从沿海都市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

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摩擦起于一个重要因素。以前的帝制时代，读书人以跻身公职为日标。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写起文章来却专挑政府的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脱离做官从公的另一个阶级了。传统的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另一边则是批评政府的人。新式知识分子的习惯作风是谏言告诫，指出当局主政者的不当之处。自从批评国民党最厉的文人鲁迅于一九三六年故世以后，人们就放心大胆地把他推崇为知识分于的完美典范了。

一九四〇年代初，文学应受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威权支配的话题，在延安成为一个争论重点。加入共党革命运动的各式各样中国自由主义爱国分子，先前总以批评国民党的弊端为己任，这种态度自然也引导他们又来批评共产党内渐渐浮现的弊端。鲁迅的最忠实信徒进入共产党后，就是丝毫不改其发表批评言论作风的。一九四二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文学与艺术的两篇演说，规定了文学为国服务的法则，这当然是指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目标服务。因此，文学必须带有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的乐观活泼，应当避免国民党时期共党擅长的揭短扬恶。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毛泽东在延安实行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此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思想应该改造的人，首先要受调查，继而被迫坦白，把自己的出身经历都交代清楚，让别人挑出可以批评之处。在一组人研讨批评时，被批者是孤立的，要挨其它每一个人的责骂训诫，使他的自信心动摇。下一步的斗争大会里，被批的人要在一大群--通常是在冷嘲熟讽的--代表集体的人众之前，接受公开指控和羞辱。这种行为之中含有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个人必须获得团体的尊重和权威的赞许，否则不能立足。

压力加重之际，被批者自知摆脱不了过去的自己造成的阴影，就写下剖析自己恶行的自白书，并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如果他被判单独监禁，或是在团体牢房中必须戴着纸的手梏（这纸手梏若弄破了，后果不堪设想），孤立的感觉会使压力更沉重。在人格完全抹煞的情况下，他可以进入最后的重生以及与党修好的阶段了。大家终于接受了他的认错坦白，党也欢迎他重回组织的怀抱了，这时候的他会感到欣喜若狂，甘愿接受党的指导。这种心理过程究竟是否改变了人格，是很难确知的。但可以确知的是，这种极不愉快的经验不会有人愿意再来一次。不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使人顺从党的路线。

我们不要忽略了中国人个性的魄力，以为绝对权力与绝对顺从可以行得通。肯挺身而出发表批评的人，多半都很顽固，而且基本上都是自认义不容辞应当坚守原则揭发弊病的，是不轻易妥协的人。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广泛使用思想改造，并不一定就意味中国知识分子是生性易受奴役的人。相反的，他们的独立判断很不容易被党压制住。

 

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提出了"群众路线"的信绦。这个主张和毛的许多思想规划公式一样，是两头兼用而含糊不清的，所以正反两面都讲得通。群众路线既肯定有必要征求群众意见并且多少让群众参与政府统治，同时又重申必须中央控制中央领导。随便什么时候，要强调那一边的重要性均可。正如毛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理论既可做为与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的依据，又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的依据。同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以从他父母亲和经济生活状况来认定，也可以从他本人的观念和抱负来认定。也是同理，人民被奉为革命运动的最终公断人与受惠者，但也有些人民被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这种事可以用从上面下行政命令办成。

按这种发展路线，照例都是由毛泽东来认定那些矛盾状况是敌对性的，那些又是非敌对性的--即有商权余地的。因此，有些矛盾状况会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却不会，端赖人家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反正这是很有弹性的一套观念结构，让人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似乎迷上了道家的阴尽即阳、阳尽即阴之说了。毛泽东一旦支配了思想结构，就是真正居于领导地位了。这带来的结果是整体统一，因为凡是不服从毛的人都会遭到贬抑、惩罚、下狱，甚至处死。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恢复扩张行动，但策略谨慎，并且不再犯急躁草率的毛病。美国陆军军事观察团--即所谓的狄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于一九四四年中抵达延安，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又走回顺势，正在为战后和国民党摊牌做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至六月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显示了这种生机再现的精神。大会实行新规章，赋予中央委员会兼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更大的独控权。"毛泽东思想"被颂扬为党的指导原则。

这时候的美国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在处于局外的美国人眼中，"自由中国"乃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一个前哨，正在古旧习俗与恶势力的汪洋之中挣扎着求生存。中国不再有什么革命气质了，但是美国人觉得这很令人鼓舞，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和自由中国结为盟友。美国的无知与滥情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情景--国民政府于日本败亡后移进东南亚的权力真空，便可明白了。珍珠港事件未爆发以前，美国军中已暗中召募以休假身分飞行员组成了志愿"飞虎队"，来助重庆政府一臂之力。这一支由退休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领队的空军，不久就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联队，以昆明为基地，不断扰乱日本的通讯。美国的中国传教团也给予"联合中华援助会"支持。美国的同情与援助给抗战添了生气，中缅印战场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证明，中国的征兵到了印度，只要有充分粮给与训练，可以成为一流的作战者。

蒋介石一如当初藉助于上海黑道帮会一样，现在又开始倚赖美国人的后勤援助与基督徒冲动心理。但是，按美国的战略补给的考虑，在中缅印战场上的空运后勤补给，已经是美国援助的最大限度了。这一点对国民政府是不大有利的。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观察团来到延安，内战显然就要来临了。这时候若再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的结盟关系替国民政府打开内战的胜利之途，已经为时晚矣。

不过美国仍旧努力一试。美国海军不愿落于陆军之后，曾于一九四二年派了工作团来与中国秘密警察合作，展开了反共行动的第一步。陆军方面的史迪威将军，却无法做好国府军队的训练、补给、作战调度。美国人一心只想着要利用自由中国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无暇去留意中国自身的遽变。美国的援华计划和一九二〇年代的苏联计划一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想要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这次介入，错误出在严重的跟不上时代。凡是看过军阀割据、支持过教会学校的美国人，都把南京政府看成美国理想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期待南京政府真能完成统一大业，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待。年轻一代的人虽然能把共党兴起的事实看得更清楚，毕竟人数太少，在美国能发生的影响力远不及历代美国传教士的累积。

这些因素给美国决策提供了混杂的参考意见。在中国现场服役的军官或司令--如史迪威，看见了共党行动的决心与实力。在美国这边的拥护中国派--由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与《生活》杂志老板鲁斯（Henry Luce）领军，一般都保留早年的印象，那时候的南京政府似乎是中国一切进步革新的表率。

统一战线于一九四一年终结时，美国观察者可以看得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领导间的裂痕扩大。美国国务院此时的响应政策却只聊具一格，远不及在战争行动上出的力：如翻越喜玛拉雅山的后勤运输、史迪威促成的中国军队新式训练配备，以及史氏与顽固的顾客蒋介石共事（蒋自认在战争补给上受了亏待）。美国人既然在外交上、法律上不得不把国民政府当作盟友来支持，华府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清楚华北共区的情况。

身处中国的美国大使馆与军事总部人员已经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中国将爆发内战，而且苏联可能占领华北，不晓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关系可布细节的局外人，也不可能充分领会毛泽东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他创的本国共产主义。因此，防止内战变成美国的政策，防止的办法则是组成"联合政府"。事实上，这乃是统一战线的理想与未实践形式的延伸，要将两党的军队和代表融于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双方都理解这个美国希望，表面上都以"联合政府"为战后目标，同时私下却在为一决胜负做准备。

美国此一政策之蹩脚而不切实际，可以拿罗斯福总统派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将军作脚注。赫尔利是奥克拉荷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Reaganesque）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对立，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后果来的时候，赫尔利已经不是当事人，但是华盛顿执行的还是他的政策，结果让美国被封杀出局，进不了中国。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因赫尔利支持而在重庆会晤，并于十月间协议了一套可以令任何自由主义者都感满意的原则。国共双方依协议邀集各方代表召开协商会议，保证人人得享一切公民自由以及无人不盼望的其它好东西，同时双方都在匆匆编整军队。这种作态乃是缘于双方都知道，谁也不能往反对和平合作之理想的那一边站。

一九四五年的确实情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抗战才结束时，共军就移出华北，逼迫日军向共党投降。国府的对策是，命令日军击退共军，夺回共军占的地盘。国民政府以原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来抵挡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不久就引发无数的"共日"交火。在此同时，国共的军队都在往东北推进，都想抢先一步去接收。照例，国军戍守住各个城市，共军在乡下动员。

美国政府也学国府的榜样，把大约五万三千名美军陆战队移入华北，在北京、天津驻守，以防苏联侵犯。同时又以空运船运方式把整团整师国府军队送到东北各都市以及华北别处。从一开始，美国就以反共的姿态干预。此外，依照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密约，罗斯福总统已经在和斯大林磋商，试图藉促成其与国府的中苏盟约来决定中国的命运。盟约内容包括，苏联只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只与国府接触。国府方面则需同意苏俄恢复以前帝国主义时代在东北铁路沿线的权益。斯大林承诺，要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之内将苏联军队撤出。照这么算，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共党因而有三个月时间可以抢在美国人空运来的国府军队之前，尽全力渗透东北。国府发现，共军用脚走到东北比国军坐飞机还快，因此要求苏联停留久一点。结果苏联军队迟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才撤走，并且把日本人建设伪满洲国的大部重工业设备一起拆了带走。蒋介石就以美国人为后盾，一路与共军作战打进了东北的南端。

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以华府特使身分到中国来调处的时候，便面临了这样的逆境。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指挥官，是尽忠职守而机智达练的主事者。为促成联合政府，他尽了全力。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中讨论了国共军队联合编整的方案。这时候，中国内战的重心已经转到东北，偏偏重庆协议并末涉及东北问题。美国有意用大笔经济贷款换取蒋介石的默从，马歇尔为此返回美国，向国会游说以实现他允诺的条件。一时之间就对国共谈判鞭长莫及了。等到他再回中国的时候。先前由他在北京设置的"调处执行部"正在设法平息华北的战事。按执行部的调处方法，派了美军上校、国军共军的将领，到冲突地区进行调停。然而此时东北的局势已经失控了。

由于中国境内普遍有呼吁停止内战的行动，国共双方打打谈谈，都在利用谈判为安抚人心的手段。美国的行事态度也是半斤八两，一方面要求国府和延安组成联合政府实施改革，另一方面却不断补给国府军队。总之，三方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史蒂芬·李文（Steven Levine，1987）的研究指出，共党大致按照在华北的模式，藉动员乡下百姓而赢得东北。有狂热干劲的华北共党干部，一旦渗透进入东北，就实行了地方生产整顿、乡村思想灌输、土地改革、新干部思想改造、征募军队和百姓团结加入爱国之战。在强迫征召之外配合运用社会操纵策动技术，成绩十分可观。东北人早巳不堪日本人统治欺凌，听了共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口号，便欣然响应支持。

国民政府照例又助了共党一臂之力。从南方来的国民党对东北的领袖是不放心的。东北原是军阀张作霖父于俩统治的，之后又被日本占领十五年。因此，国府来接收的时候，带了自己的人来主持东北政权。共党却迎合东北本地领导阶层的意愿，动员东北人抵抗华南来的闯入者。国府不重用东北人之余，还纵容外来的人在东北作威作福，大大丧失东北民心。结果，国府军遭受到以前困扰日本兵的一切难题：亲共的民众不肯透露当地的情报、队伍被重装备拖得行动迟缓、行军太慢而躲不掉伏击与零星的侧翼攻击。此外，国军在与百姓培养感情、夜间作战、迅速移防的方面，都不如共军那么训练有素。

共党于一九四七年中开始反攻之后，其武力不但很快就攻占山东，而且夺回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片地区，西边有平汉铁路，东边是北宁铁路。这个战略要势足以威胁整个长江流域。此一大势转变，更有利于共党抢夺美式装备，并吸收投降部队为新的共军力量。

国府方面，蒋介石不肯在还来得及撤军的时候撤出各大城市，以至于最精良部队被包围、孤立，继而带着全部装备一起投降。共军由于战术战略都高一筹，不但令国府军队无力抵挡，而且令国军士气尽丧。一九四九年一月共军包围北京，国军的指挥官索性率全军投降，后来还在新政权中取得要职。

毛泽东进入北京的时候，共军在美制装甲车前导下乘着美国卡车一同进城。美国给蒋介石硬件军援之外，也有专业军事顾问随行。但蒋只要了前者，却不接受后者。美国顾问主张战线不要拉得过长，蒋却这么做了。顾问们主张派飞机坦克上场，不要只摆着做强大火力的象征，这个策略蒋也没有运用成功。顾问们劝委员长让各地指挥官自行决定战术，委员长却始终亲自下命令指挥师以上的各级行动。

内战必是在乡间进行，共党因而占尽地利人和，在情报和后勤上都居优势。因此，一九四九年在南京以北的淮海地区之战（徐蚌会战），国府保留为最后决战实力的装甲部队被包围在深沟之内动弹不得，这些深沟都是邓小平等领导指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挖掘成功的。

美国人投资了大量军事训练、装备、补给，看到这种后果甚感不快。幸好马歇尔将军先前曾在重庆和南京进行调处，花过一年时间来防阻内战，所以很清楚真相。一九四七年他以国务卿的身分返回美国，拦住了美国的行动，才不致把干预中国变乱演变成威力比越战还大的战争。美国的补给持续送到，但是派至华北抵挡苏联的美国陆战队却撤离了。共党后来战胜，用的是投降的日军缴给苏联的武器，以及国府军队投降时缴的美国供应的武器。到了一九四九年，没人能再否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

研究历史的人评估国民党在中国的成败得失，采用了大量由中国自由派人士发表的批评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言论。共党宣传人员千方百计要赢取自由派人士支持，因此不放过国民党的任何腐化行为与侵犯人权之事。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在用两条腿走，却是左右脚各走各的方向；一边前进，一边反动。因此，国民党有什么坏事，都会被半独立的新闻界和有时不被检查的外国记者宣扬出去。至于秘密警察系统，由于并没有全权，常常只是给他们自己帮倒忙。虽然蒋介石下面有积极主张极权主义的人，他们却不能像后来上台的中共极权主义控制得那么严密。所以，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形象源于极不相同的资料根据，实在是不能做比较的。例如，中共处死的人数有多少，当时的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现在回顾当时的蒋介石，大家都肯定他的扎实外交成就。在一九三〇年代初，他藉谈判退让拖延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同时又取得纳粹德国之助来建设军事与工业。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他争取苏联军援以抵抗日本。一九四〇年代，他让新疆脱离苏联势力，同时取得美国依"租借法"的补给。而且，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提醒我们的，他迫使莫斯科"以对待一个'强国'的态度支持中国"。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评价，还要随着台湾的中华民国一同上升。

 

本来居住在台湾西半边冲积平原上的原住民，被迫移居比较不便出入的东半海岸山脊。汉族移民就在西半边开垦稻田，在县官的治理之下建立宗族社会，由于地界等利益竞争，骚乱与械斗不断发生。中国官吏管制一向不严，但一八九五年起日本人就开始惩治盗匪，设置警察厅，以征募台湾人加以训练而组成台湾人占大多数的警力。从此警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力量，负责登记户口与财产、监督乡村里邻的互助连坐、执行卫生保健的规定、征收税赋、调解纷争。

地产权益种类各有不同，包括土地使用权、底土所有权、佃户分租权等等，使土地的利用与税收极为复杂不便。日本人因此做了土地调查，绘制了地图，并且于一九〇四年用政府债券收购了非自耕地主的土地，令这些地主投资都市企业，促成了自耕农阶级的出现，而且使土地税成为原来的三倍。

日本人提倡包括孔孟思想、科学、日语的小学教育，又培养农会组织，以促进农艺科技改良。但是日本人不愿制造知识分子，迟至一九一五年才设中学，到一九二八年才有一所大学。

另外，一九〇三年修筑成联络南北的铁路。公路建设的全长大约为九千六百余公里。日本国营的制糖厂产销免税蔗糖回日本，为主要工业。科学化的农耕与和平的繁荣有助于提高台湾人民的素质，但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人的政治活动都遭到日本人的镇压。大体而言，台湾在日据时代的进步发展成效，比军阀时代与国府统治下的大多数省分都较为显著。台湾人居住砖造屋，有电可用，已经是中国大陆一般生活水平之上的了。

 

国府于一九四五年接收台湾时，情况和当初治理大陆沿海都市一样，酿成一场大灾祸。台湾人民不但末获得"解救"，反而被当作通敌者对待；只图私利的国府军人和政客劫取物资剥削经济。一九四七年二月，未武装的示威者抗议国府的腐败政风，军政府却开火射倒了许多示威者。随后又向大陆求派支持，接着便发生了历时数天之久的谋害台湾人的行动。按不夸大的估计，遭杀害的人约在八千至一万之间，其中包括许多人才菁英。这乃是中国落后旧风的一次胜利，其原则无非是：假定不受约束的专制即是维系中国政治秩序的首要法则，反对政策的人都是不忠者，应该杀尽。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退守台湾时，发现身处于经济政治崩溃之中。此后的四十年，世人眼见中华民国从这个境地逐步走向惊人的成功。

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中，首先应当提及的是，蒋介石为了涤清并激励党政系统而任用的大陆来台的自由派人士。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实行以前"国家资源委员会"曾在大陆推行的策略，即社会主义倾向的重工业国营政策。资委会于一九四二年派往美国各大工业公司深造的三十一位工程师，其中二十一人决定留在大陆的共党新政府里工作，只有七个人到了台湾。后果十分富于教育意义。二十一位留在大陆的高级技术人才，没有一人能够入阁或是担任重要行政官职。而台湾的这七个人之中，三人成为国营工业主脑，两人成为经济部长。这两位担任部长的人，一位后来又成为全面经济讦画开发的主持人，另一位则做到了行政院长。

教育也是重要建设项目。北京大学来的傅斯年以及其它学术机构教授合力主持台北的国立台湾大学校务；从事研究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重新展开其学术工作；美国的传教团也创办了一所教会学院。大学毕业生赴美国深造者，起初极少返回台湾，后来返国的比例就愈来愈高了。

美国传教士关注中国人民达一个世纪以后，遭到一九四〇年代"丧失中国"于共党之手的创痛，致使冷战时期的美国以支持中华民国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要务。美国的援助与保护有益于台湾的发展。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保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至一九七一年为止。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都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北韩入侵南韩而引发韩战（一九五〇--一九五三），美国海军便被派至台湾海峡守卫，以防中共攻打台湾。一九五四年间，美国与中华民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成为美国对中共"围堵"（containment）政策的一部分--稳定台海局势--美援计划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才截止，此后又有军援。

以日本人消除遥领地主的施政为基础，美国国会于一九四八年成立"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支持全面消除佃农的计划。中华民国政府用公债收购了其余地主的土地，创造出只有自耕农的安定农村。

一九五〇年代的促进工业建设中，一九四五年自日本手中接管的企业计划都改为私人经营。起初的目标是要加强轻工业中的消费用品生产，以取代进口。至六〇年代，目标转向出口生产。技术高而价格低的劳工投入了电子消费用品生产，同时也争取美国的与日本的投资。越战一度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力。乡村劳动力虽然涌入新兴都市，仍是供不应求。因此，经济计划转向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工业，八〇年代又扩大至计算机、汽车、军事硬件方面。到了一九八八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约为九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存底数字庞大，国民平均所得为四千八百美元左右，是中国大陆的十倍。缔造这些成绩的当儿，中华民国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退出了联合国，华盛顿于一九七九年承认了北京政权。美国的对台关系也就和日本对台关系一样，在外交以外的范畴接续下去。

台湾的经济繁荣使政治改革成为难免的下一步发展。国民党独裁的政府仍然宣称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是治理范围暂时限于台湾一省和福建省的沿海岛屿。蒋介石与他自南京迁来台北的中央政府，地位在台中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台湾人对于占领台湾的两百万"大陆人"的仇恨，很慢地渐渐消退。台湾人也终于成为国民党与军队里的大多数。无党无派的从政者开始当选重要县市的首长。原来被禁止的小政党，终于准许参加竞选。蒋介石于一九七五年逝世后，党政元首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任。蒋经国于一九八八年逝世之前，先后解除了戒严法（已实施四十四年）、开放到中国大陆旅游、使国内政治自由化。他的继任是一位受过日本及美国教育的台湾人。台湾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多元化。

由于台湾和大陆的大小太悬殊，做比较是欠缺说服力的。中共的任何一省若有了台湾的有利条件--如美日密集投资及其它外资、高卫生水平、高公共教育水平与技术水准，以及运输、银行、通讯等现代基本设施，都可以有同样的好成果（广东省即是最有希望的候选者）。只有一项地理事实是例外的；台湾是一座岛屿，受过英、日、美各国海军的妥善保护。自一九四七年起，台湾就未受过外人侵略，也不必负担为供给他省需求而课的重税。蒋介石长期主政，重的是开发，不是革命。相对的，我们随后将论及，大陆受到不计任何代价的中央控制，同时又遭到主张行动而要求严苛的意识型态挑起群众运动的翻腾。分布在辽阔次大陆上的从五亿至十二亿的人口，也是比不甚大的岛上二、三千万人口沉重得多的统治担子。想要拿台湾和大陆做比较的人应该记住；做不出什么意义重大的比较，因为事实上的差异太多了。

 

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高潮期中，时常出现意见分歧、激烈争辩，甚或有管制导引经济成长的政策徒劳一场的情形。事实终将揭示，中央政府和党携手合作也控制不了中国人民的物质进步。政府的工具手段办理抑制镇压没有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担任领导却不敷用了。中国的未来命运，端看政治组织者用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能善用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这包括有专长的科学人才，以及对于迫切社会文化问题有创意响应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政治制度是问题的重心。"民主"成为与共党专政的"四个坚持"相对立的口号。控制的经济未能充分满足人民需求，导致试行部分市场经济的策略，其结果有好有坏。

经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中国共产党发现，一九八九年再要走回头路已经无益。到了一九九一年，各省的发展迅速推进，而且对中央的指令只做表面应付了。

 

在位的统治者与官僚们控制人民，乃是中国朝廷政府维系和平、秩序、繁荣、权威的惯用原则。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为达到有效的控制而用的方法是灌输意识型态，以及利用人民的恐惧与希望交织的心理为自续不断的动机。杀戮的手段只需用到足够维持恐怖的阴影常在即可。

满洲人于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以前，先在满洲南部建立王国，又拢络中国的官吏。共党也是如此，打内战的期间就先在华北和东北成立了政府。在理论上策略上都是毫无异议的领导人毛泽东之下，共党领导阶层携手合作，在政治局里进行政策辩论，使中央指令合乎地方实施条件。高级将领如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人，都曾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共事多年。刘少奇、邓小平等建党人，都是延安时代的元老。整个领导阶层是一个经历过试炼而关系密切的团体。

 

共党普遍认为需要三年时间重建经济动员人民，然后才能够开始社会转型。

第一个决策是，让大部分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官留任原职。这些保住职位和薪水的人员总共约有二百万人之多，而共产党可以派来接收这些职位的干部顶多不过七十五万人。

第二个决策是遏止通货膨涨，运用的办法包括：（1）接管所有银行业务，控制所有借贷；（2）每项重要货物都建立全国性的交易协会，控制了货物；（3）按消费品市场指数水平发薪资，不再以钞票计薪资，而是用米、面、油、布等基本用品计算，以使民众安心。个人薪资不受通货膨涨影响，从而稳定了商业，物流和通货都均衡下来，通货膨涨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这的确让靠薪水过活的人有了活路。

重建铁路线与恢复轮船航运都不算是多大难题，但是中共在执政才一年的时候就全力投入韩战，当时看来是很冒险的赌博。一九五〇年十月间，中国的“义勇军”以奇袭击败了往中韩疆界鸭绿江挺进的美军。中共派入韩战战场的部队总数超过二百三十万，其中包括中共三分之二的野战集团军、炮兵部队、空军，以及全部的坦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的时候，美军的火力已经造成中共部队重大伤亡。苏联虽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这一场战争严重耗损了中国的资源。可是若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战有益于社会的重新组织。“抗美援朝”的运动形成一种战时的约束力，其效用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是一样的，可以把全国上下迅速严厉地组织起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市百姓最初的心境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人人都对共产党充满信心。战胜的共军是一群乡下青年，有极严格的纪律、有礼貌、肯帮忙，与以前奸掳烧杀的军阀部队，与国府军都截然相反。共党的政府是真心要扫除污垢，不只是扫净阴沟街道，还要清除乞丐、娼妓、瘪三无赖，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改头换面。共党的新中国将是可使人引以为荣的中国，是能遏止通货膨涨、废除外国特权、消灭鸦片烟和贪污的中国。能够唤起国人成为合群的行动者，积极参与公共建设、推广识字、控制疾病、对地位低下的阶层友善、研究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切都为理想主义而有野心的青年打开新的大门。要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一片“乐土”是建筑在有系统的控制与操纵的基础之上的。共党组织将逐步穿透社会、制定言行的模范代表、指定思想方式、抑止个人行为偏差。

妇女同样也从男性与家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至少理论上是如此。新的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地位平等，而且可以离婚了。听来像是妇女的好日子来了。也是要等到后来，才可以看出来，妇女解放使女性能从事有薪水的全职工作，但只限于待遇不好的职务。同时却仍要管理家务，没办法节育，而且时常受到男性虐待。因为没有电冰箱，妇女为了购买日用品有永远排不完的队。

早在共党还不能试行大众经济社会生活转型之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成能够担负执行改革重任的行政系统。由于共党干部渗透行政系统之际，商人和国民党留下的官员都稳坐原位不动，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拔掉政府机关里的杂草，使组织一体化。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就是以政府、企业界、党内的官员为靶子。同时期的”五反运动“，则是以原先未受打搅的资本家阶级为攻击目标。利用行贿、逃税、盗用国有资产、在劳工待遇或原料方面作弊诈欺、偷窃政府经济情报等罪名，可以使每个雇主老板挨告受审。此一运动的目标是要夺取工厂控制权，榨取资本家的资本。许多雇主在恐怖的气氛中遭受清算，有一些成了政府雇员。

这些运动之发生，应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的统一战线，即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只是顾问性质，却是一个包括共党与非共党领导人士的重要舆论工具。政协会于一九四九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主张实行渐进主义。中共政府成立之初的各部首长以非共党人士占大多数，等到共党有了充裕的可用人才以后，就把这种人才总动员的状态排挤掉了。

另一个功臣则是发挥了群众组织功能的群众运动。工人、青年、妇女、专业团都被纳入不同的组织。每个组织都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一有运动上场，就可联络到组织成员。像清算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渐渐形成可以触及都市里每一个人的系统架构。各种运动不但可以挖出可疑分子、不忠分子而予以打倒，也可以发掘有才干的激进人士而吸收他们入党。一九四七年的共党党员人数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五三年增至六百一十万。

都市与现代经济结构中发生这种渐进而零星的、断续而骇人的联合行动，同时在乡村正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的目标是要给所有村民阶级地位、打倒地主、让佃农翻身。这种土改运动已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华北与西南的共区普遍实施过了，要把它推行到江南地区却是艰巨的任务。军事绥靖以后，工作队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去攻击地主、消灭地主。这个阶段中，富农可能不会成为攻击目标，而且暂时还是被讨好的对象。但富农的地位往上拉和地主近似，往下拉又与贫农差别不大。土改的公开审判、群众控诉、处死，造成恐怖气氛。各方估计的数字不同，但显然有上百万的人因此丧命。

一九五四年的下一个步骤是制定国家宪法，以此取代临时的共同纲领，也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出人意料地迅速结束了。这个宪法基本上是以斯大林于一九三六年制定的苏联宪法为蓝本。结果是强化了政务院与其下五十余个部会的权力，政务院成为党的部门，由身兼两边职务的人来负责协调。如周恩来，兼任总理与政治局委员二职——是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不同于苏联宪法的是设有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这个职位与古时皇帝的地位相呼应，而已经启动了的毛泽东崇拜，也是为了配合中国人追求单一权威代表的心理需要。

与苏联相对的是，军事与公安力量都在党的控制之下。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军委会由毛泽东领导。公安事务由公安部负责，由党控制。换句话说，秘密警察系统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成为一个单独行动的政府阶层，也不是俨然一个独立王国，随便可以威吓人民和政府其它部门。此外，军方也不像蒋介石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那样自成一个系统，和党、政系统一样有所属部会。

然而，军方基于本质上的不同还是另成一个体系。虽然许多军人也是党员，担任高级军职的政委也大有人在，军方渐渐趋于专业化以后，党政影响力也递减。在军委会之下的军方系统有自己的人事职等，军委会并不受党中央委员会的仔细监督，军委会的政治部也不受中委会宣传部的严密监督。军委会控制好几个机械建设部，有自己的通讯运输系统、机场、港口、工厂、研究机构，而且军方预算不经国务院审核。

于是中国就这样——和蒋介石时期一样，党、政、军由一人总领维系统一局面。安德鲁鲁·纳森（Andrew Nathan）指出，能够直接向毛泽东的地位挑战的人，只有地位仅次于毛的军委会主脑（彭德怀与林彪）。不过，一九五四年间的大权仍握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手。

依照垂直统治的原则，中央各部控制下级政府中的从属机构。水平的协调则由各级政府自理，假使能协调成功的话。另外也按苏联模式，设置省级以及省以下各级的一系列人民代表大会。每一级大会的代表，都是由其上一级的大会提出单一候选人名单而选出来的。故代表们是对上级负责的，不甚需要对下级负责。各级大会的最上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会议，以听取报告、决定政策。非中共党员的代表虽占一大部分，但除了参加讨论之外并无权力。各级政府的主控权都在党委会。

 

一九三〇年代的苏联，曾以城市干部下乡去攻击并消灭富农，富农以杀死牲口煽动反抗为反击手段，大多不肯屈服。因此，苏联的集体化行动酿成重大破坏。中国的情形却不同，中共最初就是一个农村组织，与乡村息息相关，因此很知道该用什么渐进步骤去达成最终的目标。

第一阶段是使农民组成互助队，第二阶段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人将土地与设备集中于合作社内，同时也可从合作社得回按比例应得的一分。这个第二步骤不会引起富农反抗，因为富农并未受害，一开始反而得蒙其利。这次土地改革只将百分之二点六地主富户的土地易主，大多数人（自耕地主）仍在原位未动。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和无地产的长工，反而使土地私有的情形有增无减。到了五〇年代初，土地仍可以私下买卖，因此富农阶级持续存在。共党战胜刚执政的时期可说是一段蜜月期，当时的贸易、副业生产、教育、小型农村互助队、合作社都在成长进步，一切都看好。农民都不愿意放弃私有的土地，那怕只是极小的一片。

然而，第三阶段的合作化很快就来到，从下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往上级推动。这是真正的集体化，农民一律领工资，不论各个人贡献的财产、农具、牲口、土地是多是少。毛泽东主张进入这一阶段的冒进行动，在共党内部引起许多人辩论反对。其实，第二阶段土改把地主土地重行分配时，有些村民已经在恐怖气氛中采取激暴的集体行动，党也相中了农村激进分子而予以吸收，这些条件都是足以带起第三阶段集体化运动的势头。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间，高级合作社纷纷成立，速度快得出人预料，名义上是超额完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常是农村组织的一个部分，或就是农村的全部。从一九五八年起至一九七八年，这些合作社改称“生产队”。它们算是三层组织的最底层；往上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之上是公社（一九五八年起）。中共的这种农村组织法是国民党的政府想也不曾想过的。

家庭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后来的生产队的一员，政府透人民间的力量因而及于每一个家庭。这样完整的农村组织，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从此，农民既无田产也不租田，自己的劳力与劳力的产品也都由不得自己支配。农民发现自己被归入某一阶层，必须参加劳动、会议，以及其它集体行动，才能谋得生计。若要活下去，就得趋炎附势、说谎、出卖他人、弃绝旧希望、枉顾孝义，以及配合一个警察国家惯有的其它行事。

 

集体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农民社会里兴起一个新的掌权阶级。这个新的农民领导阶级分子都有共党干部身分，都是有野心、有活力的年轻人，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找到可以往上爬的机会，因此都是自选自任的。这些人没有美式经验的民主平等主义或多元机会可言，他们精通的是中国旧式作风的发展“关系”、逢迎讨好上级、压迫剥削下级。这些干部新贵的一切行动都有高度政治性，本能地追求地位、权力，以及能使他们有别于一般大众而稳居地方新贵的其它先决条件。他们满嘴讲的是意识型态，对权大势大的人唯命是从，把搜刮公家资财视为自己职位上的正规收入。这些人无所谓儒家的体恤人民之心，也没有顾及国家需要与大众利益的见识。

集体化名义上的成功，被颂扬为乡村经济福利向前踏出的一大步。事实上，这是政府力量终于伸入农家的一步，是为了便于控制而将农民生活政治化的一步。

 

农业集体化的巅峰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公社组织。“并社”行动规模之大，远超乎局外人所能想象，这也显示了中国特有的能力。一九五八年完成集体化结构之后，每一名农人头上都有六层管理机制，从上到下包括省、专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中国的两千个县之下，共有七万个公社，每个公社大小和昔时的市场村镇区差不多。七万个公社之下有七十五万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约等于一个村子，有大约二百二十户，人数约为一千。生产大队之下共有五百万个生产小队，每小队有三十三户，人数约一百四十五人（见表6）。

在这整个结构中，政府建立了谷类公卖制，将供应全国主食的谷类收集后再分配。政府管制谷价，并指定农人应栽种那些谷类，该生产多少。从历史的观点看，此乃是治国权术的最高表现，把中国古代利用地方官吏管理操纵百姓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村民领取应配给的粮谷时，必须出示户口登记证件。证件上载明领粮者的居住所在，如果本地人到了外地，就无法在外地领到粮食。自由买卖粮谷的市场关闭以后，农民一般都不能旅行走动了，只能固守在原居地，为了取得粮食不得不依附在自己工作的生产小队上。矛盾的是，革命政府把农民从地主剥削等压制中解放出来，奠定了政府的合法性，随即却把农民封在从来没受过的箝制之下。政府变成了终极地主，这种地位若要维持合法性，必须有非比等闲的权术运用。

面对这个挑战，政府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两阶段把戏。首先，把政府的农业税压在最低额。起初的税额约占收成的百分之十，随后渐渐降到大约为百分之四点五。没有人能说农民被课了重税。第二步是定下一个标准，收成量超过这个标准就算“剩余”。政府要每个生产小队把“剩余”的谷粮（主要为稻米或小麦）贡献出来，即是按政府的固定低价格卖给政府。同时鼓励农民，“看谁贡献给毛主席的最多”。农民若是头脑够简单——仅极少数是如此，就会自认不是农奴而是施惠者了。

收成的分配很明确。首先要缴税，这是政府的一分，非给不可。其次是“三项保留储备”，即是明年下田的种子、牲口饲料，以及农民自己的一分——粮食配给。配给的粮食由粮谷的集体主人——生产小队——来发放。农民领到的配给除了每人基本需要的之外，还有按工作表现发的工分谷（通常是发现金）。每人配种与工分配给通常为七与三之比。工分可以激励人多工作。每人分配到粮食总额，定在足以维持生存的标准。但是，艾珍以及其它人的研究指出，中国定义的维持生存标准所需要的粮谷，却比救灾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少很多。国际标准的“自足”之量设在每人每天一千七百至一千九百卡路里，每天有一千九百至二千一百卡路里就算是“剩余”了。中国的数字则不然，“国际标准认为低于维持生存所需之量，在中国却已高于剩余了。”

政府既已公布“剩余”收成量，就准备向生产者收购一部分余粮。政府藉收购取得的总额多少，由生产小队上面六层官僚的较高层者来规定。每一层上级都可配到指定可得的分量，这包括了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们，他们即是监督生产小队缴粮谷的人。

这种残忍的缴粮程序中，关键人物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小队长是农村本地人，通常具有党员身分，被派担任此职，任期有几年。小队长有指挥小队的权威，而且要和其它小队比赛，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促使自己的小队增加生产，并且把部分的“剩余”按政府定的比市价低的价钱卖给政府。因此，小队长也就成了整个征粮制度中的最主要掮客，在下级队员和上级大队干部之间斡旋。这种职务是农村政治学和乡村人际关系的一个主要重点，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可想而知，小队长和低于或高于自己地位水平的人相处，都是一种主从式的往来关系。他的个人背景“关系”在这种处境里必能发挥作用，贪污行为难免由此而生，而且蔚为风气。

农人和收税者之间的战争，无疑是在男人与女人的战争以前发生的，其微妙性、精密性也决不输给后者。小队长的位置是腹背受敌的，前面有上级，后面是小队队员。他可以让全队合作，以反抗政府的征粮目标。手法包括做假帐或索性做内外两本帐、以多报少、虚报开销、趁夜间偷偷把粮谷运走，不收集散落田里的谷子以压低收成量（再以这些散谷喂牲口），不让大队干部知道有新的田开耕等等，举不胜举。对于大队干部，除了消极的蒙骗之外，还要搭配以积极的感情培养，藉邀宴、送礼、奉上小惠结下人情债。然而，生产小队智胜大队干部的故事不过和囚犯越狱成功的传奇一样，带着可怜的味道。干部对农人系统化的剥削乃是常态，例外者非常稀罕。

小队长也有一套可以促使队员增产的办法，但是要长期保持激励的效用不衰却很难。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真相才昭然于世——政府为榨取粮谷而限制农民行动自由的策略效果并不好。一九七八年以后，农人从自己的劳动获取利润的机会增加了，生产量也就大大超出了以往。但是这个日子未到来以前，农民一直处在党与政府的压制之下。

 

国府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先前就控制了全国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二，这是有益于进行国家垄断工业的。一九四九年战争结束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主管和其下的二十万名职员都留在大陆没有撤离。这些人主张按照苏联路线建立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反对美国人偏好的公私混合发展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改进原本是由资委会领导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阻挠资委会的行动，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资委会终于完全停摆了。

共党并没有以几年的时间渐进为资本家与政府配合经营的工业，反而按照党在农业管理上已经确立的集体化来办理。很快的，集体化运动在名义上接管了工业经营，虽然实际上资本家仍旧持续运作。至于共党干部们，一律是对农业所知比工业多得多。爱国心和私下的野心教他们把工业计划目标定得太高，又虚报成果，根本不求健全逐步的发展。因此，政府和党干部在工业上的积极行动作风都变得不切实际了。

通货膨涨控制住以后，课税基础扩大，政府岁入从一九五〇年的六十五亿元增加为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三亿元。持续不断的赤字，藉发行债券余销了百分之四十。债券不是以通货为单元，而是以货品等值为单位，也可能是银行存款。国民政府时代的岁入约为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共党政府一九五二年的岁入却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七年增至大约百分之三十。

 

工业投资方面，中共的记录与苏联于一九二八年展开的强制工业化颇为相似。不过，一九五〇年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只有一九二八年苏联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至四分之一。中共未能看清，苏联的人口与资源比例优于中国很多，而且革命以前就有很大程度的工业化，便采取了苏联模式的快速工业化——偏袒重工业而牺牲农业。中共的工业投资总额，有大约一半给了苏联支持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计划，都是大规模且资本密集的。这一百五十六处苏联工厂，几乎全是重工业，都设在武汉、包头之类的内地大城市，以避免对上海、天津等沿海都市有所倚赖。

倚赖苏联援助，却要支付很高的代价。中共第一次五年计划投资约二百五十亿元，苏联以每年六千万元的额度支持，但这些钱是借贷，不是赠予，必须全数偿还。苏联派来的专家有一万名左右，中国派到苏联受训练的有二万八千人。但是苏联的全部贡献只占中国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左右。当然，苏联科技比中国的先进，整体看来苏联的友好关系也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这诸多因素让一九五六年的“第二次五年计划”的策划人得到十分明智的结论，大家都认为，重工业的确该受重视，但是必须农村进步，才能长保城市进步。策划人士又觉得，大规模工厂在内地不如较小规模的工厂效率高。小型的地方工厂尽管科技较不进步，原料和人力却可就地取材，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带动乡村的工业化。此外，策划人士也想减少对苏联支持的依赖。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造成谷类与其它农产品的产量显着增加。政府官僚系统愈扩愈大，似乎已经到了妨碍经济成长的地步，主张减少中央控制的呼声相当强。然而，一九五六年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进行到公开宣示的程度，就被一九五八年夏的“大跃进”压倒了。

 

帝制时代，有学问的人几乎全都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有学问的人一般都是崇尚古典而保守的人。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成就，是在这个认可社会秩序与中央控制权威的架构之内产生的。在欧洲因为许可宗教寺院庇护权、不同信仰宗派对立、政教分治等情形存在而酿成的多样化，在中国是没有的。学术活动大都留在官方管道之内，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哲学门派创始人，都做过官。

近代中国有两项事实源自这种传统。第一，十九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并不轻易就接纳外国观念，改革的进行相当缓慢。其次，旧秩序真正瓦解以后，民族主义弥漫，知识分子不分改革派或反动派，大多一心想要“救中国”，心理上仍以国家政府为取向。

这种取向有其矛盾性。因为从政书生的角色本来就是双重的，一则要执行朝廷的行政，一则要向主政者建言，必要时还得站出来批评朝政。读书人知道是非而且有义务进谏告诫，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嵌入“知行合一”的学说之内了。也就是说，学问应该在行为中体现，而行为应该影响知识。一九一二年“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曾经力主划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是革命性的作为。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华以后，这些读书人都成为官方的顾问或行政主管了。专门批评中国腐化现象的鲁迅，曾经有组成“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行动。他鼓励批评与出版，也是以改善社会秩序与国家行政为取向，毫无退出政治的意思。

共党一旦于一九四九年掌权，思想谨慎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加了。理论上，从革命战争过渡到运作新政府之际，必须把尚武的行为转变成以说服的方式达到革命目标，不再诉诸暴力。进入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以后，建立一个现代化政府除了必需工程的经济的知识资源，就连社会科学、历史、文学各方面的人才也是缺一不可。后工业文明的成熟社会里，这些新知识已受到高度重视了。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却认为，中国最当务之急是重建统一国家的强固中央权势，并且按照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为了这个目的，共党必须先控制好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共产党的悲剧在于几乎走不出抓牢控制力这第一步基本要务。

五〇年代初，教育界的教授们有上百人遭受了思想改造。每个人都必须招供过去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顺从，表白自己因背叛中国人民的深重罪恶，以及感谢毛主席指导他洗心革面。知名人士的儿女都得公开指谪父亲为反动分子。每一篇招供到了可以过关而告示大众的时候，多是利用出人意表的推理方式说明被旧秩序恶行腐蚀了的被告为什么已经不堪为青年表率。教授们经过这一番羞辱折磨，其公众形象也就毁得一干二净。

五〇年代的知识分子只是思想改造的目标物之一。等思想改造扩大成全国性的运动以后，改以某些理论上的恶行劣迹为攻击目标，再找出一些有此类恶行的人按照固定步骤加以改造。每次运动都是全国一致展开，由地方上的激进分子带头做起来。这些人通常都受上级指示，要揪出一定数额的改造目标。思想改造的斗争大会都是群众规模的，动辄上千人，以便有效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下一步是，制造忠于党路线的学生。由于知识分于从事教职者非常多，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了一个要彻底翻新重建的领域。中国近代教育政策的三个明显有别的时期中，第一个时期是旧式经典教育期。这个延续到一九〇五年为止的时期，教育了类似英国牛津、剑桥毕业生的通才，造就了见识开阔的行政人才，而非技术专才。第二时期至一九四〇年代为止，造就成功受西方文艺与科学熏陶的新式士人阶级，一般民众只在初步教育的阶段。第三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也是毛泽东希望能以一般民众为教育政策重心的时期。推广初级学校教育与简易公卫措施，是中共的两项重要成就．按毛泽东的希望，可以利用苏联体系，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意识型态正确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教育制度面前有两条路要走，一是让一般大众受新式教育学专门技术；另一个是培养一个见解开阔的菁英阶级，以取代旧式的从政儒生。然而，以中共的有限资源，哪能同时把两个目标都达成呢？

一九四九年起，中共便开始积极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强调的是，以专才教育培养实用科门的科学人才，其中又以自然科学为首要。因此，中共取消了教会学校和国立大学必备的文艺院系，另外办了二十所工艺学院和二十六所新的工科大学。大约二百所高级教育机构中，只有十三所是文理学院兼备的综合大学。中共当政初期的这种教育调整，结果是使大多数的毕生转入技术科门，也使以往调教有政治理念而无甚实用技能的科系——尤其是政治系和经济系——人数锐减。换句话说，教育方针的转向主要是把制造适任政府高官的通才教育，改成了制造技术专才的实用教育；共党自有选任高级官员的管道。这样的转向，意在切断文科教育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

仿效苏联也包括管制教学计划、教材、教科书。因此，一切专才教育制度都是按中央指示办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成立了。在庞大的翻译计划下，苏俄的各种专业教科书都有了中文版，俄文中译的书占了出版书籍的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教学，也改采俄语。评分数与口试的方式全按苏联通行的模式。遗传学这一门，更是对苏联冒牌学者李森科（P.Lysenko）的非科学性观念唯唯诺诺，徒然白忙了一场。

国民政府时期和共党“边区”留下的旧系统，与苏联模式合组的教育制度，尚有许多仍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受过高深教育归国的人，现在虽然都是教授，却得为了适应共党统治而重新受训调整。虽然教授们都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头号目标，事实上，任教职的人大体上都没有采纳共党的方式和观点。教员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成分多些，极权共产主义的成分较少。

教员即便受过思想改造，而且有心接受新的革命思想，却遭到了教育标准的难题。共党希望加紧制造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教授们却发现，最优秀的学生还是有教育背景家庭的于弟，只受过两、三年教育的工农阶级根本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政府虽然鼓励乡村民办学校，但是要让这种学校衔接上新式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不可能。由于民众教育是由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指导办理，想要达到大学水平的希望渺茫。

 

毛泽东先说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没有他们不成。”他在一九五六年初的立场是，农民和工人渐渐合并为一个阶级，工农都成了党员，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工人、农人、读书人都付出劳力，所以都是同一个无产阶级的分子。阶级斗争要停息了。这是邓小平的看法，此时的邓是毛的忠心追随者，也是共党的总书记。有证据显示，一九五六年初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当然是专精人士，但想法是够“红”的。

此时的共党领导人在于知识分子对党的价值方面，有两派分歧的看法。一部分人觉得共党藉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加大了影响力，建立了与非党员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立足点，这些知识分子曾与党合作，有的后来入了党。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对于共党以文艺影响民众以及各种行政技术建设方面，都有很大功劳。共党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努力把非党员的知识分子人才拉过来与党合作，党也该配合他们的需求。可是，像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之类的强硬路线组织者，却执意要不计任何代价促成党的统一与唯一正统地位。

这个议题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的“百花运动”被提了出来。所谓“百花”，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一九五六年五月起，党敦促知识分子就改善其工作环境条件（如有更多外国书刊可读、多一点余暇、扩大活动范围）发表意见，并且放胆批评态度盛气凌人的党干部。毛泽东估量，总共不超过五百万的知识分子——中学毕业以上程度者，有低于百分之三的人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敌意。因此，“百花”对党的官僚作风的批评，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是代表人民中“无敌对意识的矛盾”，在完全效忠党体系的前提下是有商榷余地的。

中国知识分子很清楚，伸出脖子是会挨一刀的。所以第一年中什么话都没说。到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们开始批评共党政府了，而且态度愈来愈凶，其基本前提、办事作风、教条全都成了箭靶。五星期之内，“百花齐放”就被勒令停止了。

 

“百花齐放”一旦显露了知识分子对共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态度，毛泽东便以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来惩治顽强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在进行党员整肃行动，因为有太多共党官僚已经变得疏懒而追逐私利。有的党员甚至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往来，知识分子心理却没有变“红”的意思。因此，这两种不听话的人可以摆在一起斗争。

中国历代的皇帝偶尔也会开放言路，但是听到的话往往比他们预期的多。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听到批评言论之后，既惊且怒。不过他们随即反攻，把知识分子和一些党员当作反右斗争的目标。这一回，有大约三十万至七十万的技术专业人员被革了职，并且被扣上难以翻身的“右派”大帽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其后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如被砍了脑袋，原已不足的可用人才动不起来了。身为共党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右派斗争运动的积极角色。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有两类人在中共政府里稳居领导人地位。第一类是非共产党员的民主自由派爱国者，其中有些人是留在大陆未撤走的，有的还是从外国回来服务祖国者。第二类是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共党派到大后方工作的“外派干部”。成立新政府所需的经验、世界观、才智，这两类人具备的较多。以自由派人士身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外派干部会怀有自由派情操，乃是意料中事。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运动是要解放人民，不是要控制人民。抱这种理想的人，一定会在革命成功之后吃苦头。我们看一看这两类人竟然有数以万计者成为右派斗争的目标，就可明白革命运动已经在吞噬革命斗士了。

一九五七年间，城市和乡村都出现新的掌权群众。这些由工人农人组成的团体，教育程度低，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患有恐外症和仇恨知识分子症。试图了解斗争运动详情的人，不妨把它看成新的夺权势力——爱德华·弗里德曼称他们是“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ts）——与思想新派的统治菁英残余分子之争，而前者决心要把后者消灭根除，即便后者的专精技术对新政权有一定的贡献。共党内的这一股新的掌权群众藐视学识，对于中国求现代化的问题近乎茫然，遇上可以大干一场的机会，却能够施出残酷狂热的破坏手段？

共党容许这种人占上风，可见其领导人对于现代世界无知到了什么程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都是必需高等教育人才的，共党却把中国知识阶层的这么一大部分牺牲掉，跑去站在“基本教义派”那边，这不但愚蠢，而且贻害无穷。从结构上看，一向存在的权势与学识问的均势被破坏了。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一行如果善加利用有学问、有技术的知识分子为辅，那些接二连三犯下的大错也就不致发生了。一九五七年乃是中国“迷失的二十年”的第一年，因为从这一年起，爱国的人才都变得无用，白白搁着不能为国家发展效力。后来的人用“迷失的十年”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十年只是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历史之延续。

如果才能和阶级出身有了矛盾，还是阶级出身更重要。毛还警告知识分子，他们只是被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用来教行下一代的，不要妄想抱持与党不一致的思想。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期望其追随者表现绝对的忠诚，优先程度要和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一样。如果说毛泽东因为对知识分子信任落空而感到失了颜面，根本还未搔到他的动机的表皮。从一九五七年起，毛就一直与知识分于势不两立，鄙夷地指他们只是玩弄文字的人，又有些恐惧地视他们为不听管柬的人。这种态度使他说出许多言过其实的荒诞之语，例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所有伟大的知识性成就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做出来的，崇拜科技是一种迷信。如此一来，他退回了当初发迹的根源，也就是，中国黎民百姓是智慧的泉源，也是未来的希望。

 

"大跃进"虽然直接归因于毛主席，却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大错是怎么铸成的？

我们寻找因素时，先从中国遗产的某些残余开始看。第一，政府当局对于乡村百姓有毫无争议的控制权威。中国社会的阶级二分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与生产者，此刻可以在共党领导人手上作空前密集的发挥。他们在延安已经发展成功打动人心的方法，一旦制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经济体系，就可以真正把农民差遣得团团转了。

中央的所有指令都得靠地方来实行。按中国固有惯例，地方的士气和效忠度都是施政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共党的激进分子现在大致已经承继了帝制时代下层士大夫的地方领导地位，可以重新伸张官僚主义的旧风，也就是以博得上司称许为取向，顾不到服务人民了。士气高昂的时候，地方行政主管可能争先恐后地向上报告实行中央指令的成果有多么好。除了过度乐观的虚报数字之外，他们也会逼迫人民去制造成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集体化曾经有比预想超前很多的成绩，后来真相大白，才知道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根本没有运作的能力。

另一个固有因素是潜在的，即是，中国农民太温顺，惯于遵从权威命令，原因是权威代表维系农民生计的和平与秩序。共党领导人的幻想可以传授给一般百姓，因为五〇年代初的共党和中国人民都觉得，彼此在建设国家的共同目标下是联合一体的。人民都信任毛主席。由于党干部--农民出身的与日俱增--都巴不得赶快实行指令，走向乌托邦与幻想的这扇门就打开了。地方对党中央的忠心，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制造了集体歇斯底里症，使大跃进时期的人民不眠不休地工作，而且是不按常规工作。

大跃进的冲动，来自共党认清苏联式工业发展不适合中国后的惊惶失措。一九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是二〇年代苏联人口的四倍，中国的生活水平却只赶上苏联的一半。农业全面集体化以后，农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问，乡村人口增加了约百分之九，城市人口成长额是百分之三十，这期间的政府收粮却几乎毫无增加，同时却得开始以农产品偿还苏联贷款。课征农业税来建设工业的苏联策略，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此外，农村人口往都市迁移的速度超过工业化的速度，造成都市失业率增加，而人口稠密的乡村又有就业不足和大材小用的情形。第一个五年计划达到了预期的成果，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依样画葫芦做下去，却会招致祸殃。

经济学家面临这个困境时，对策不是大跃进，而是减缓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的重工业投资，并且把一部分资金转投制造消费品的轻工业。可买的消费品充裕了，农民也就会有较高的生产意愿。按这个办法，中央政府各部要扮演吃重角色，专长技能的分量也要重于狂热干劲。这样做的实效是完成农业改革，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开发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先进行农业改革，然后才是工业化。

但是这种慢法子与毛泽东的思考架构不合。他先让同僚们相信，大规模组织乡村劳动力可以使乡村改头换面，也可以增加农产量，只要能再度发挥当初使共党头子成功的那种革命决心。可以承诺经济上会有好转，但是个人工作的物质奖励却要减少，这方面的不足可以用意识型态上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理念来取代。毛的这个策略，对农民心理作了很夸大的而且很没把握的假定。

整个运动做起来和游击队打仗差不多，而且确实用了不少军事术语。这一回的运动机器瞄准经济改变，要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这是二元战术，亦即毛泽东说的"两条腿走路"。群众动员要好好利用以前从未充分运用的农村劳力：首先，要以密集劳力修建灌溉系统和防洪设备、开垦荒地；其次，利用更多人手栽种、除草、耕作，以提高每一土地单位的产量；第三，利用就地取材的原料和设备来扩充本地小型工业，以生产消费用品与农具。在此同时，新式工业经济体系要生产出口物品，以换取外国的资本货物，或投资厂房建设。

因为经济专家已经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斗倒了，满腔群众路线热情的人就想像只凭动员群众来发挥生产能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五七年底就全面下放经济主管人员。许多事业单位下放到县的层级，甚至货币管理也不例外。中央统计局解散了，和经济计划职责一起地方化了。大跃进的那些野心过高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定下的，定目标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瞧不起经济学家的、被竞争心激发的、热烈忠于党理念的干部们。

一九五八年的日以继夜劳动发作起来以后，中国的面目都变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总动员，努力建新道路、工厂、城市、堤堰、水坝，开湖泊、造林、垦荒。在国外宣传得最响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发动的"土法炼钢"。据报告，七月底建好的炼钢炉约有三至五万个，八月的数目是十九万，九月底七十万，十月到达一百万；投入炼钢的人有一亿。不幸的是，虽然有不少人解决了冶金学的实际问题，这样大忙一场的成品大半是不能使用的。大跃进把小型工业带入乡间，运用了技术，完成了人力的空前动员，其直接后果却是一团混乱，而且很不经济。

统计局曾于一九五八年宣称，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在一年内几乎增加一倍。中央委员会便以此为根据，定下野心勃勃的目标，要在一九五九年再增产百分之五十。共党领导人变成了自己说的大话的俘虏了。

一九五八年晚期，整队整团荷锄携篮的农人排列成军事队伍，敲着鼓扬着旗向田地前进，要对顽强的大自然开战。不错，用在筑堤堰、开沟渠、修水坝、引水能、垦荒等方面的人力确实有了成绩。到了今天，中国乡间仍可见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人们辛苦流汗掘成的湖渠。只要在那种以人力劈的石块筑成的半公里长的坑道（筑于新垦田地之下，藉以渗水而防止冲蚀），就可以明白大跃进使用的人力有多么浩大。但是这一切对于改良技术、开发资源、提高产量的设备而言，没有多大助益。

下放动员的逻辑进而导向人民公社的开创。依此逻辑，医保、教育、大规模生产、便利设施等现代化的一切好处，都该在中央全权通盘计划下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这一次的执拗追求理想，却带来罕见的毁灭性后果。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曾经撤退过。后来却因为议论大跃进的成果，撤退又止步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共党领导人在避暑胜地庐山举行了关系重大的会议。曾是延安与韩战高级将领与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现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会中试图向毛泽东报告农民的实际苦况。彭自一开始在湖南就与毛共事，跟随毛有三十年了，毛却把他的言语当作是冲自己来的人身攻击，把彭革了职。

拥护大跃进的一派人--以及带头的毛泽东--采取了反扑，不但继续推动大跃进，并且在庐山会议之后针对批评大跃进的人展开另一次反右斗争。一九五九年的第二次大跃进，使原已恶劣的后果雪上加霜。这一回的最大罪行是，农村征粮数额增加了，村民却因为必须分散劳力去进行公共建设，无法收成作物。有些地区的百姓只有平时维持生存粮食的二分之一，甚而只有五分之一者。

农村大跃进指导员的狂热行为，始终与中央部门的技术性经济观点背道而驰。大跃进延长以后，不分轻重工业，生产都下降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虽不至于像清末华北饥荒那样遍地是饿死者的尸体，每人配得口粮减少导致的营养不良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体弱易病。到了一九六〇年，农民在挨饿的事实才为人所知，中国已经陷入经济的泥淖。毛主席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他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经济几乎全然外行。大跃进以毛一手导演的惨败结局落幕收场。

经济灾难发生的同时，政治上也出现不祥的转折。在此以前，政治局的共党领导人一直是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举行一次讨论会，以研讨通过决策。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但做了决定以后每个人都要遵行。然而，毛泽东这一回却把彭德怀发表的政策辩论无端指为人身攻击。毛虽然逞了一时之快，却是得不偿失，从此打开了派系斗争的大门，破坏了共党集体领导的团结。

毛彭失和的起因之一是，彭有心要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条件，像苏联的红军那样。毛却在计划发展有游击队特色的核子弹，不想建设苏联路线的专业化军队。

 

权力下放是大跃进的诸多令人费解的中心思想之一。本来就不耐烦听中央命令的地方干部，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不受中央干预而自作指挥群众的主张。大跃进大大提高党在社会领导方面的重要性，其政治后果是，让意识型态狂热分子得到施展机会，这些煽起群众热情的人都是复古派的那一型，不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大跃进的动员群众策略，弄得中央管不住地方激进分子，不能回到经济管理必需的中央主导计划实施上。

大跃进的许多因素背后，一直有毛主席的个性与自我笼罩着。自二〇年代起，他这一生都在以言语行动反抗当权阶级。一九四九年当政以后，他继续以中国社会中有稳固地位的团体为攻击目标。后来，他还会和苏联这个走错路的权力结构决裂。毛泽东式造反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是动员群众以及打压以前帮着当权者统治群众的知识分子。就这一方面看，毛仍是反抗五四运动曾经打倒的孔家店的人。

 

大跃进期间，农村人口持续迁往城市，使一九六〇年的都市人口达到了一亿三千万。厂房建筑与原料需求都成长得失控了。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经费削减关掉大量厂房，使就业率降了百分之五十。失业的应对之策是，有系统地把数百万都市人口运往乡下，结果使都市人口净减了一千四百万。都市居民全部要报登户口，米、油等日用必需品全部按户口发配给票，并且定期查户口，将都市人口严格控制住。非法迁移是禁止的，都市青年依定制要到乡下插户。

在这种控制之下，都市工人有了不同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大宗产自大型的资本密集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便是有技术又有特权的工人们所属的"单位"。到八〇年代，国营工业的固定员工总数为二千七百万。这些人，按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1986）所说，是唯一"完全成为福利国家一分子的劳动力"。他们享有食宿、工资补贴、政府补助、终身年金、福利保险等附加优惠。这些待遇好的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大约八万五千个企业中工作，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次一等的工人，在都市乡村的集体企业里工作，生产量只有头一等的三分之一，待遇比不上国营企业。再低一层的是"临时工"，依合约在建筑业运输业做卖力气的粗活。

国营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的单位分配到住屋、粮票、补贴粮食、日用品。单位里也有社会福利（保险、教育等）、医疗、娱乐，以及政治活动。即便如此，工人仍需用薪资的一半以上添购食物。国营企业的工人因此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单位生存的，而单位也就可以像以往的儒家作风的家庭那样调教工人。工人可以盼望儿子将来继承自己的职位。升等的时候，年资的考虑重于技术。异议分子和发表批评的人，很可能被炒鱿鱼。

总之，六〇年代初根本没有令当局烦恼的工人运动，国营企业工人对单位的依赖使工人不敢乱动。重工业和其它国营企业的这一批重要的劳动力，便如此乖乖顺从了政府和党，和农业体系中的农民处境相同。这时候，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主张恢复农业的工作动机。办法包括准许耕种私人田地、许可在地方市场上买卖，促成"个人负责"的理念。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却引起毛泽东呼吁重新开始意识型态的阶级斗争。这次"二线斗争"，一边是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它主张专家管理的人；另一边是毛自己与其追随者，代表以农村动员解决中国日趋严重问题的浪漫主张。

 

这场斗争之中，毛泽东与对阵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总书记邓小平都得承认，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已经大打折扣，贪污腐化的情形多了，士气也低了。两方意见不同的是整风应该如何进行，该从乡下低层发起新的群众运动，抑或只限在党组织之内。毛泽东先于一九六三年领导乡村党干部的整风，名之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一来，毛就可以组起"运动"形态的暂时机构网，一九六三年的运动也就成为两边争执的战场了。党组织退而不动，却在一九六四年展开针对基层干部而来的"四清运动"。乡村党部的主委、书记、会计、仓管等人，一旦爬到比农民高的地位，就开始欺压农民。侵吞公款、偏袒私人、偷懒怠职，无所不为，而且为了私利乱下命令。"四清"要整的是干部的剥削态度，不是出身。

为此，共党派外地的工作队来整本地干部的风。其程序和当初土改时斗争地主恶霸的情形差不多。外来的工作队到村里来住上几星期，和村里有诉怨的人培养关系，然后收集指控本村干部的罪名和证据，在斗争大会上运用不断问话、损耗体力等疲劳轰炸手段逼取供词。这些都与知识分子、官僚的斗争大会一个样子，乃是农民在共党操纵下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农民不再像古时候那样只能被动地围观杀人行刑，现在可以对当局指定的斗争目标嚷叫控诉了。

 

解放农民，藉教育使农民成为有知识的公民，这也是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最赞成的理想。教育一向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事。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难题是，如何以新的制度机构使一般民众都受教育，同时仍以既有的中大学系统继续教育菁英？类似延安时代"民办"学校的半工半读学校便由此产生了。据称，数以千计的中等半工半读学校建立起来。学年从原来的十二年改为苏联式的十年，课程内容也为了配合一般民众而简化了，教科书因此必须改写。瓶颈却在于没有可以担任个别科目讲授的教师。为了应急，把农民推崇为"科学家"再让他们来做老师，结果甚是不佳。工读学校不如正规学校的事实，是隐瞒不了的。

半工半读学校的坏名声传出去，农民家庭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子弟如果想往高处爬，一定要进正规学校不可，念了工读学校出来只能变成受过教育的农民。许多农民家庭宁愿把子女留在家里帮忙农事，也不愿意让子女去念工读学校。

正规普通学校系统为了将就程度较低的工农子弟，水平不得不降低。教育人士为了维持知识水平以造就菁英人才，起用了延安时代用过的重点教学政策。重点学校吸收最优秀的学生、用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设备。由于这时候已恢复会考制，中学的好坏都是按其毕业生通过会考升人大学的人数多寡而定。按这个方式排名，重点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工读学校都是吊车尾。工读学校学生以工农子弟占的比例最高，普通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激进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子女。在重点学校里，成绩顶尖的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子女，家风熏陶使他们在起跑点上就超前。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其它新制，都是针对中国旧社会上下二阶层划分而发的社会运动。毛泽东的名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子女非常不利。阶级背景"坏"的学生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好在大学的入学仍照旧例，以考试成绩为准。总之，六〇年代的新教育系统是双轨制的，上头的这一条轨，依然走向统治阶级。利用教育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行不通的。

相反的，菁英阶级的出现使挤不进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怨愤不满。六〇年代，政府顾及经费问题，又恐怕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限制了高等教育发展，使城市失业青年增加。整体劳动力也显露同样的不安分，因为高薪给的较安定职位要的是有技术的人，而大多数的劳工都是消耗性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层面都渐渐出现紧张，共党内部亦不例外。

 

中苏拆伙在五〇年代分几个阶段进行。一九五七年苏联建国四十周年，毛主席于冬天访问了莫斯科。他说了有关苏联在国际共党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甚至说了连苏联都觉得言之过早的话--苏联人造卫星环绕地球是"东风压倒西风"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来日无多了。这时候中苏之间有许多科技交换协议存在，包括协助制造核子弹在内，中国工业发展持续有近万名苏联专家帮忙。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大跃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开始有了裂痕。赫氏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先后访北京，和毛泽东处得都不大好。苏联这位领导人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浪漫的线路偏差者，对他的见解不敢恭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宣称，人民公社制将可使中国比苏联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很令赫鲁晓夫恼怒。毛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炮轰金门的时候对赫氏只字末提，因为毛认为这是家务事，更使赫氏怒不可遏。毛的说法忽略了一项事实，美国之与台湾结盟正如中共与苏联结盟，毛所谓的纯属内战，其实可能引发美苏两大超强对峙，进而导致核战。

此时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协商正进行到"戴维营阶段"。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中，美国与中共可能发生战争。苏联表明不支持中共，随后又食言，把原于弹交给中共。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突然把派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撤回，而且把蓝图也一并带走了。中共不久就对苏联共党发出意识形态炮轰，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苏共也照样回敬。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共党的争执公诸全世界了，双方互指对方背叛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

 

共党推动的土改，从头到尾是一个以党干部取代旧士大夫阶级下层残余的过程。党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权，但是就结构而言，他们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党的权威为后盾。旧士大夫阶级下层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是自发而自主的，共党干部的地位却是凭着代表更高层权威得来的。

这一批乡下激进分子被造就出来而且爬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当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额地做。大跃进发动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为党干部一旦重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党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制造了一个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阶级。

五〇年代末与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卖力地争取好机会好职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动机。农民生活的旧梏桎排除、教育与组织普及、人人机会均等的信条，使许多农民青年有为伟大主义效劳牺牲之心。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跃进是往昔大规模公共建设的现代版。明代的重修万里长城工程，和抗战时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轰炸机起降机场一样，都是征召乡村劳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长来，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个工作地点工作一段时间，也许是十天吧。于是，村民们就自备食物来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们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队回家。村民服劳役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这种挑担子运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为光辉的业绩。大跃进时期修堤筑坝开渠的成就，与安阳和郑州的历史古都的建筑是异曲同工的。动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统治者的特权，毛泽东用它自是理所当然。

农民被组成生产大队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大跃进应该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时代的农业改革相比。特别是在政府力量侵入农村方面。我们仍要多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才能真正认识现代的中国。

 

美国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应当先想象在一位"伟大领袖"与党的专政统治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受统治，只因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对权威是顺从的。这些人没有人权，因为他们被教导，主张人权（依法应享的）是自私而反社会的，所以是可耻的。而且主张人权是要受严厉惩罚的。这种现象种因于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教人以守本分服从长上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这儿生了根，其深远影响至今犹新。

我们理解文革的起点，是要认清此刻的毛泽东已经养成行使古时皇帝某些特权的习惯了。他为什么几乎把自己建起来的党毁掉？为什么使革命事业濒于灭绝？这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好几方面来析解。

起初，毛泽东因为厌恶城市官僚主义，打定主意要乡村成为中共革命的最大受惠者。他久居农村的经验使他很清楚中国农民为什么过不到好日子。然而，即使他怀着"解放"农民的理想，一旦得了势，还是觉得利用农民建立一个共党领导控制的中国比较重要。

后来，毛渐渐不放心那些似乎非有不可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其中的层层官员干部，因为他们似乎又登上了帝制时代地方士绅的地位。毛恐怕统治阶级欺压村民的事会重演。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需要专人式的管理，中国统治阶级又革除不掉营私舞弊的习性，毛的心态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六〇年代初引起毛泽东不放心的更迫切原因是，共党高层普遍而持续不断对毛的政策作为表示不满。在一个标榜团结和谐的国家政府里，不同派系的领袖不可以直接指名相互批评，以免造成不识大体、存心惹麻烦的印象。因此，中国的领袖自古以来就养着一批官用知识分于，构成其派系的外围喉舌。民国以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大多被共党当作右派分子清算掉了。他们原来的作家、主编、记者报人等地位，已经换上了一批年轻人。这些新人和政治领导人同路，以党内知识分子的身分发表社论、评议、剧本，以表达其立场。六〇年代初，一群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代表共党高层班子，用寓言、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等间接手法，批评大跃进以及毛的各种群众动员策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质疑毛于一九四二年说的一句话--一切文学应当直接为革命服务。批评意见主要都是从北京发出，而此时此京党委会的头号人物乃是彭真。

本来就唯恐中国人民革命步入歧途的毛泽东，看见苏联的情形，忧虑更加重了。苏联有"修正主义"在作祟，不再对人民及其集体组织有一视同仁的关注，反之，让一群享有特权、集中于都市、受过专精教育的人渐渐形成新的上层阶级，他们也和一般民众一样，随时受强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监视。西方对苏联的党独裁一般口碑不错，难怪毛要紧张。总而言之，他个人的动机是要把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追随者推上权利高位，夺回共党的掌控权。

毛泽东轰倒彭德怀之后，国防部长一职就由另一位元帅林彪接任。当权后的林彪推动了军中的政治化，编纂了"小红书"--毛语录--以便进行思想灌输，并且证明自己乐意在争议发展中与毛同进退。不久，他就取消军官分阶制，恢复政委系统，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降了一格。"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似乎又表示军方的政治化足以为整个社会的楷模。这么做，也违背了共党一向以军服从党的先例。

 

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它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贰的共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灭。

他人有这种独特的心态，才会使毛认为菁英阶层出现是革命失败的迹象，一定要恢复平等主义才能纠正错误，恢复平等主义又必须毛本人与其它人完全不平等。连毛本人都为自己所迷惑了。总之，毛这个独一无二的公认有权的地位，几乎使他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毛泽东究竟在做什么？也许可以总括地说是要把"民主的中央集权"变得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中央集权。他眼见新官僚走上古时专制政府的路，不免要把农民大众压在自古未变的社会底层地位，受新的统治阶级剥削。为了挡住这种趋势，毛要党利用群众路线发掘而且响应农民的忧苦，并配合以行政权下放。以后地方决策就不靠北京了，政府要以为地方农民群众谋福利、灌输思想为目标，不能只求自强运动时代的"富国强兵"老套。

毛这么做乃是断然推翻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信条。依此信条，人民必须受统治，而统治者必是受过仔细调教而忠贞的菁英阶层--如阁员部长及从属官员、带兵的将领、有职务恃权的高干。毛泽东定义的"修正主义"包括舍弃革命目标、接受特别地位与累积世俗财物之恶行，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推动并操纵这次社会大震撼的时候，本能地安排了以当权阶级为靶子的攻击行动，即便原先是他自己帮忙这些人爬上去的。他的推理原则离不开阶级斗争，而且他认为阶级斗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未停止。像苏联那样让腐化的官僚主义颠覆了社会主义政府的理想，毛认为中国正可以对这种"苏修"进行斗争。

似乎毛泽东还打着另一个主意：青少年学生可以动员起来打击当权阶级，并且肃清中国的修正主义。这将是一种受操纵的群众运动，而毛基于经验知道这是启动社会变迁的引擎。他只要煽起都市的年轻人，给他们起一个头，党高层的任何整风原则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其结果是，毛向当初从延安跟他来的领导人宣战了。他利用这些人服从党命令的老规矩，把他们捆得动弹不得，处处只能照他的意思做。在某些重要的节骨眼上，周恩来的支持不可或缺。而周恩来则是善尽其平时一向的职分，设法在毛企图整肃同志的时候缓和其中的不公正、不切实际之处。对党忠心耿耿的共党领导阶层，事先都没料到什么祸事会降临自己头上。

事实上，情势愈演愈过分，甚而转为暴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数度试图予以约束，但是都未成功。结果，文化大革命像大鸣大放运动一样，变成他想也没想到的东西。各方估计的数字虽有不同，但党内官员大约有百分之六十遭到整肃，可能有四十万人因受虐待而死。"四人帮"于一九七七年受审时，江青及其"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三名同僚被控陷害七十万人，其中有三万五千人被折磨至死。因受迫害而身体残伤精神不健全的人数更多，另外也有极多的人自杀了。

 

古时的兵权在皇帝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军统帅则是共党主席，他通常也身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之下有三个基本指挥系统，分别控制军方、指挥军事系统内的共党政治机器、处理行政及后勤事务。另一个与古时候相似的制度是，军队自己耕种作物，有自己的小规模地方企业。军队藉此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自供给养，和古代边疆前哨基地的半自给屯田制用意相同。

由于党的力量从每一层面伸入军队--许多军方人士都是党员，省级军队都听命于当地党书记或其它党内大员，省党部第一书记通常也兼任该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政军控制网每年要处理新兵召募时，申请者都是数以百万计的。解放军乃是乡下人向上游动的主要管道。

渗透地方政府与公安系统的军区解放军，在林彪指挥之下变得又红又专，亦即是毛泽东的势力基础。

 

巩固毛集团势力的决定性一步棋是，于一九六五年底把与林彪意见不和的解放军大将罗瑞卿逮捕、囚禁、审讯，随即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将他的所有职位都撤销。其实际作用是压制军中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中，北京副市长吴晗也因发表《海瑞罢官》一剧遭到同样的攻击。由于剧中描写清官海瑞被昏君革职，据说毛泽东认为这是影射他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罢黜彭德怀不公。北京市党主委彭真难免把吴晗的事看做是冲着自己来的，经过调查，洗刷了吴晗居心叵测的指控。但是毛随后又在上海策动批判彭真的讨论会，于一九六六年四月让彭真下了台。这次事件让大家都明白现在风在往那个方向吹。

毛泽东牛刀小试，除掉了几个对他的行动反应欠热烈的人。这是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当权派默许的。他们一向习惯附和伟大的毛主席，却不知道自己被带上山，正往火山里走。

 

由于"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已经把船撞上岩礁，中央委员会必须以集体领导重振共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虽然已被尊为"最高领导人"，表面上他仍只担任副总理的正式职务。不过，他的谦逊倒也允许他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阶级斗争的风气让位给经济改革与发展，毛的口号"政治挂帅"和"红胜专"也被古来的治世名言"实事求是"取而代之。意识形态的地位大贬。

 

邓的"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经济要进步，非得有更多科技与资本注入，这两者都要自国外取得。科技转移于是成为重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的安装新机器或工厂、建观光饭店、开采煤或石油的合约，都同时引入了资本和技术。不幸的是，工业发展也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虽然有管制污染的法律，执行起来却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不够彻底。

四个现代化涵盖的是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者都没有政治改革的指望。但是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会预期它跟着经济改变一起来。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按中共一向先发制人的谈判作风把政改排除在考虑之外，发布了"四大坚持"，即是坚持：（1）社会主义路线，（2）无产阶级专政，（3）共党领导，（4）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可以指望的是，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的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

邓的政权的第一要务是，先承认以前犯的错，以重新确立其统治权。政府检讨并修正以前对好几类人士的错误批判，对象包括五〇年代初上百万的地主和富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万人，六〇年代初被指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乡村人民，以及文革时期被冤枉的三百多万干部和被诬判的三十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被平反的人总共可能达到一亿之谱。其中有许多人--如一九六九年默默去世的刘少奇--是死后才获平反的。平反运动的规模大得惊人；进行了大约五年。

毛泽东本人是个问题。他既是中国的列宁兼中国的斯大林，不可能只谴责他而无拆毁共产主义殿堂之虞。解决之道是，把毛的早期好记录和晚期的坏记录分开。算出来的结果是七成好三成坏，很巧，毛泽东评定斯大林的功过也是这个比例。毛泽东思想--早期的--仍可以做为中国未来走向的指导原则，尤其是经过辩证能手巧妙阐释过的部分。一九八一年六月共党中央委员会的"党史问题"决议，也承认中委会对于集体领导之解体"应负部分责任"。这与古时皇帝下"罪己诏"是异曲同工的，皇帝对祸事或灾难认错，表示他没有规避职责。为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提出晚清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且颂扬孙中山的言行，因为这两个人都曾强调外国科技与机械的重要。

为了赢回人民的信心，党员必须经过筛选以提高素质。总数四千万的党员之中，估计只有百分之四有大学学历，仅百分之十四是高中程度。四千万人之中有一半是文革期间入党的，这些人的专业水准低，甚至连识字也不多，倒是毛式的群众运动意识形态依然很浓。毕竟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都是批斗当权派。党实在不能倚重这些人，必须先确立党的纪律，一定要党员先能服从党的指示。但是党的改革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届党大会中宣布进行全面的整风运动，但这一次只限于党内，并没有对群众意见大张旗鼓。同时进行的，是吸收知识分子与技术专才为党员。党的这次整风效率欠佳，虽然有数千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处罚，但是对这么大的党而言，受处罚的党员才占百分之一点一，丧失党员资格的只占百分之零点四。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的五年间，有一百万名以上的资深干部领了退职金走路。一九八五年九月间，一百三十一名高干卸职了。他们一般都以党新组的"中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身分领取外快，这个咨询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曾任职《人民日报》的刘宾雁（1990），在八〇年代调查发现，贪污保守都可归因于文革期间爬到高位而且还坐在位子上的那些党员。显然他们要死而后已。

军方系统的删减虽然进行得很慢，到一九八五年，预算与人员都大幅下降了。参谋部有四十名军官退伍，军官团的百分之十也跟着退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间，解放军原来的十一个军区减为七个，高级军官减了一半。此外，军方在中委会里也不再居优势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趋势。专业性是军方的主要目标，新兵中都市青年多于农村青年。主力部队仍由中央严密控制，其中以陆军为主，海空军为副。外国武器购入后，提高解放军的战力。此外，军方一般都避免涉入政治。

 

人口成长，吃掉了"绿色"农业革命的增产，而且使空间资源、住屋、公共设施都不敷所需。再者，这些过度充裕的男女人力欠缺训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是不识字的。政策上的强调重工业、消除乡村副业，导致农村有大约四至九千万人失业，城市失业人口也在一至三千万之间。即便有（也许正是因为有）大量资金投入工业，乡村的低生活水平毫无改善。

中共最初的农业发展策略，是假定中国的劳动力可以供应灌溉、道路、田地等基本设施之需，如果这个劳动力能够动起来的话。五〇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公社，确实曾经汇集了大量未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当时用在挑运土石上的大量人力虽然十分浪费，但是按理论，从此以后生产量和生产力都会增加。不幸的是，这种农业自给自足策略--也是开发中国家普遍鼓吹的，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按德魏特·柏金斯与沙希·尤苏夫（Dwight H.Perking ＆ Shahid Yusuf,1984）的结论，合作社与公社动员的劳动力，整体而言，未必改进了生产。

汤玛士·劳斯基（1979）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产品都有增加，事实上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黄宗智（1991）进而犀利地指出，毛时代的整整三十年农业管理，不过是保持了经济成长上的复旧。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农民不断增加壳类出产量，却也不断递减其每个工作小时的报酬率。他们得以更快的速度跑，才能在原位站稳。黄认为，这种大不幸的导因是，毛时代胡乱接受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假说，而这种假说并不适合劳力供给丰富过剩的中国。复旧倒退的死胡同--产品增加而无个人生产力之改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阻挡中国农人前进，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八年间依然阻挡如故。

 

不同地区的资源不同，改善的能力也不同。贫脊、多山、灌溉系统不足的地区，农民若不接受外地的施舍，就注定要困苦一生。江南水稻灌溉区的农民却一直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阻碍均等化的因素是，严禁农村人口移入城市。所以，城市劳动力较能被充分利用，城市人的生活景况也就比较好。城市生活的改善可以扩及四周附近的乡下，却扩不到太远的地方。

处理一九七八年农业改革的时候，计划者认识到以前农村管理的错误，尤其要修正的是对农民的动机刺激。最先是由赵紫阳在四川试行改革，同时也在安徽展开。全国各地的改革形式与进行时间都不一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鼓励农家从事谷物生产以外的副业。农民的副产品可以拿到地方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收入便可提高。

主要的改革是"生产责任系统"。其中包含六、七种不同方式，但都是以契约为基础。经过不同的试验阶段后，通常由生产小队和各个农产协议契约。生产小队的管理人员（干部）拟好全面的计划，再和各农户商定各家使用那些田地的契约。契约载明出产作物的数量目标，以及农家可领取的补偿。其结果是，记帐的工作从以前的生产大队转回来给生产小队--每小队包含二十五至四十户不等。

把责任放给各个农户，是很强的刺激力。因为，农家愈辛勤工作，替自己生产的就愈多，并不是眼看着自己的生产成果往上缴了。土地不可以买卖，但可以按契约加以利用。农家不再只求达到地主政府征粮谷的标准，现在只要从自己耕的地上收成里取某个定量交给小队就成了。这种"包干"制度，几乎成为全国通行的方式。文革早期以道德训诫为刺激力，要求只生产谷类，给农家副业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都是凭空画的意识形态蓝图罢了。

制度改变的影响非常大。现在的地方主管不必只顾向农民征收规定数额的粮谷了，农民也不必为了生活而非从事业猪养鸡的副业不可。现在整个小区可以联合计昼如何提高生产增加收入了，结果则是两者都大量增加。八〇年代的农村生产成长了大约两倍半，远超过人口成长。这乃是邓小平改革的大成就。

如果有人说，中国农业找到出路而愿意向美国农业看齐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他可是大错特错了。农业的契约制乃是治国之术的最新风貌。自有历史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想着如何把人民组织起来，藉以改进人民福利强化国本。现在他们却发现，在半商业化的农业社会中，立契约可以激励动机，从而提高生产。就是这么简单。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毛泽东政策的目标是要各地区"自力更生"，造成公社的蜂窝结构，要求各公社将彼此的依赖降至最低，而且是反对商业行为的。这种政策徒然阻碍农村的发展。有许多计划虽然达成了，但毛的农村自筹资金的工业化全面失败，许多干部遭到冷落，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消除集体化。在邓小平的改革之下，新兴的地方菁英阶层--比地方干部技术能力高且眼光远，朝着地方贸易与多样化等新目标推进。

共党革命究竟为农家做了些什么呢？在八〇年代，人口与土地稀少的压力比以往一向更大了，烹煮与取暖用燃料的需求增加，大大加速了树林滥伐。工作的负荷量根本未减少，地主阶级由政府取而代之。真正不同的是农民的心态、行为、机会。毛泽东时代已经打开了初级教育、公共卫生、较好技术的大门。人人平等的信条让农民对自己、对自我潜能有了新的看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邓的时代变成创业者，不再参加以前那种由委员会管理的集体业务，转而做起各种各样的事业。大型国营工厂的共党职工却反对这些小创业者，利用党的筹资能力扶助合作事业，以减少个体户的数目。这些党工们一心一意要维持住大型的国营工厂，以表现赋与他们地方权威的"社会主义"是多么优秀。

 

迟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资政策仍旧一昧模仿苏联。作为其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第一，资本与产量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投资年年增加的话，产量也会年年增加。第二，外贸是不重要的，因此，生产消费商品以取得外资不在计划之列。基于这些理由，工业化的上策就是尽量多投资，尽量减少消费。换句话说，重工业可建设光明前途，消费商品却会妨碍前途。因此，中共在六〇、七〇年代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国民所得投进工业化。打着闭关自足主意的中共，故意避开了外资输入可以带来的好机会。

渐渐地，资本对产量的比例变了。也就是说，同样数额的产量所需的投资量愈来愈大了。国民所得成长率下降，投资率却继续上升，留给消费率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资金转投入国防、工作动机低落、铁路建设遭遇地形困难等等因素，都妨碍了生产。此外，中共的工业设备老旧，大约六成需要换新。至于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央计划与强调产量实际数额的规定太严苛，导致有货无市，也就出现净亏。一九七六年以后，苏联式的工业策略仍持续了好几年。资历最优的工业策划人才之中，有一部分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被赶下台。经过文革以后，原来的三百多位高级经济官员被整肃掉一百多人，保住职位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按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式管理经济，省级和以下的生产单位的一切作业，都隶属直通到北京相关部门的垂直结构之内，由某一位副总理监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想要达到迅速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原则应是农业集体化、中央计划地方管理、加强第三前线或其它便于防御的内地省分的重工业。到了七〇年代，重工业、内地省分、北京官僚这三个既得利益者主宰了经济政策，不过，中央控制式经济难免的生产短缺、不顾及消费者需求等等特征都已存在了。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令人想起孙中山的铁路发展蓝图，只顾理论而不务实际。例如，东北的大庆油田是重要生产中心，计划中就拟定要再开发十个类似的油田，根本不考虑有没有这样的油田可以开发。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计划策略才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改为侧重农业与销往国外的消费商品。至于重工业，因为能源较不足，总得抑制了。同时，轻工业应借助外资。

这些工业改革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复兴，因为一切还是由党和政府发号施令，而且还是以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为中心目标。不过，在工业的责任制度下，权威现在交给管理人员的比交给党委的多了。国营企业不再把收益（与亏损）全部报缴政府，现在是自行管帐，按收益缴的所得税虽然高，其余却可以用于再投资厂房机械或员工福利设施。企业本身的较多自主权，市场较开放，都大大增加了生产激励。乡间建立起富农经济之际，工业发展也稳健地前进。

为了促进采矿、电子通讯等低利润工业的生业，中央计划部门定下"重点计划"制度，可以为完成某指定成果特地动员政府机构的力量。这个新制度把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许多建设腹案挪走，转交到地方政府机构手里。大家都发现，建厂不宜从中央遥控。以前，建设公司只管领取中央的拨款，也不管工厂能不能建成。现在却不同了，建设公司必须参加投标，而且要保证取得到必需的建材。

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央地方均势回到：（1）开放外贸与外资，（2）建设以前外贸兴盛的沿海城市，（3）着重消费品生产与地方主动，不再全由中央控制。但是，新策略不久就遇到难题。地方政府虽然迅速办起生产因应市场需求的消费品生产轻工业，物价结构却依旧取决于中央，并不随市场力量起伏。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扩张了轻工业，但也引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基本开支短绌、劳工成本哄抬、阻止一地的产品到另一地出售。同时，中央政府在交通、水力发电、开矿等基本设施方面需用的经费也缩减了。整体而言，工业扩张似乎带动官僚的大量参与--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这些并不一定能提高成本效益和劳工生产力。

七八年以后的改革给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力量较大活动范围，连带使贷款需求扩大，导致银行系统从中央向下疏散。中国人民银行于是变成中央决策单位，监督专门办理工商、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建筑等事务的其它银行。人民银行与其从属机构，藉贷款--而非拨予补助--制定了利率，从而鼓励了成本效益。其结果是要把任用职员与作决定的权力从地方政治势力手中抓过来。拥有三千处支行和总共三十万职员的工商银行，不但贷营运资本给工商企业，而且鼓励工厂设备更新，以提高产量与效率。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

 

一九八二年实行的国家法明定，全国人大应该是主持立法推行法律实施的组织。一九五九年废除的司法部于一九七九年再度设立，到一九八四年间，共有四等级的一万五千个法庭与裁决所，任用法官大约七万人。人民代理（诉）人与职业律师的职务也都恢复了，两者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过，被控告的人在未证明无罪之前是不可以假定无辜的。司法也不能脱离党而独立。

 

科技涵广的范围很广大，除了一百三十八个专业研究院所之外，中央各部与各省所属的研究单位就有将近五千个，大学院校的还不包括在内。中央的领导控制根本忙不过来，经费来源也要靠研究机构和企业单位的合约帮忙，利用市场来促成"直向组织之间的交叉联系"。这种策略也有助于偏远地区加入科技领域的活动。

将科技应用到公共卫生上，是中共的一大成就。据约翰·艾文思（John R．Evans，见Bowers等，1988）的研究，一九八四年的"主要都市及乡下地区的疾病数据图表与一般工业化国家大致相同"。预期寿命从一九六〇年的四十一岁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十七岁。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死亡率，从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六人降至一九八一年的七人。

一九四九年间，中国总共有五十六所医学院，包括教会的、外资的、省立的、国立的。经过文革以后的恢复期，一九八二年间已有一百一十六所医学院，每年入学新生数目约三万人。一百万名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疗人才之外，还有两百万受过中、初级医护训练的人员。医学教育的问题不外以下几个：每个班级人数太多、课程和设备不足、教科书太死板、以结业考试为重。

 

另一个受关注的对象是新闻业，因为共党是利用传播媒体维持民众对专政之默许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改革开始之时，中共的宣传效能就大不如前了。事实上，毛泽东中意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先后被指为叛徒（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人们已经不知什么话是可信的了。传媒的新一代读者通常都很冷淡，有很多人是怀着讥诮态度的。因此故，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改革者指责四人帮的弄权、放宽出版物的范围，并且重新确立新闻的事实可信度。

对共党而言，传媒有三种功用。第一是把党的政策传达给人民，第二是让官员们从新闻报导中获得有关大众心态与民众生活实况的有用情报。这两种功用合力按照某种群众路线维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第三种功用，按安德鲁·纳森（1985）指出，是"协助领导人与人民一同监督官僚系统"。其协助监督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另一个是发布调查性的报导或读者致主编的来函。

报社派出的记者--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有类似官方的身分，可以进入工作单位采访并查阅档案。找到了什么营私舞弊或失职行为，便可以发表。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刘宾雁于八〇年代初揭发的贪污舞弊案。

此外，各报社于文革期间被关闭的"群众工作"部门，现在又重新开放，每天要处理上百件民众发牢骚告状的来函。有的是私人困难，有的是打官员行事不当的报告，其中不乏可以纠正弥补的事例。这令人想起古时候的御史，其任务便是揭发官员渎职，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国会办公处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国人之重视名誉、害怕恶名变成白纸黑字，报纸揭发却有特别强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机和电视广播以后，政府与人民的往来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却是与美国全然迥异的。中国的舆情和舆论倾向采取道德姿态。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表面上看来做了坏事的人很可能毁于不利的名声。发布报导的新闻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国，坏事才会成为新闻。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国电讯社及新闻报导译文编成的《参考新闻》，这分营销量九百万分的日报抵消了经常见诸报端的乐观繁荣宣传。

另一个激发拥护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复运作的地方选举制度。选举分为四级--五万个乡镇（毛泽东时代的公社）、二七五〇个县（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全国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时的一切选举都暂停）的"选举），是极权国家式的，乃是只有单一候选人的群众投票仪式。这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是连选票都不必看的，只要把它投进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选举法往前进了一步，安排了比应选名额略多的候选人。县里分区选出县议会的代表，每个县议会平均有大约三百名议员。全国人口都登记为选民，凭选举证集会而参加提名，成为"国家的主人"。党监督下的选举委员会将各集会提出的名单筛选后，选民们可以在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中认识一下这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

投票日如同过节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总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六。县议会代表任期三年。整体而言，邓小平政府可以说是在教导人民如何进行选举，类似孙中山与国民党所说的"训政"。但涉及政策与政权的时候极少。

老一辈的党领导人对于改革的一些势态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众文化的影响，如服装头发的式样、爵士摇滚音乐、随便的性关系、色情、颠覆性的写作等。这一切都可能导向道德的败坏。因此，保守人士策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运动，针对学生、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与生活方式进行攻击。

环保运动是社会的先锋。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文艺界与科学界人士曾抗议修筑三峡大坝的计划，随后又有其它人附和。这个水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资纪念其丰功伟业的大建设；毛泽东的纪念物即是三峡大坝。毛的后继者虽然受到一些反对意见的影响，似乎仍倾向于按原计划进行。

 

中国共产党怎会让这些举足轻重的菁英与党疏离了？答案仍是有历史性的。国民政府试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并未成功。以西方思想为取向的开明教育，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在五〇年代初未能将他的政治化思想灌输给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的整肃右派运动中压制住他们。以后就靠受过部分教育的党干部把中国带人现代化生活，但是党干部并未把这件事办成功。如今，获得平反的知识分子又带领学生们背叛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了。

 

立场强硬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与外人无干，这种民族主义信条却已丧失其效力了。八〇年代末的情况是，电视靠着人造卫星接力而环绕住整个地球村，培养了空前广大的电视新闻观众群。正好苏联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当年五月间到北京来参加高峰会议，世界各国电视台的主播及其新闻工作小组都来到北京报导此事。

这些人却发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彩色绩纷的露营区。数千名学生和其它和平示威者，为争取政治改革与人民参政权的民主运动，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扎营。有些时日中，响应活动的人将近百万。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有二、三千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但是年老的共党领导人不为所动，不但拒绝与示威者谈判，反而召来了解放军。军队迟疑了许久，终于在六月四日开火，打死的无武装示威者--按官方统计--有二百人，也许不止于此，打伤了上千的人。

此一举，恰如一九〇五年俄国罗曼诺夫沙皇的"血腥星期五"屠杀无武装示威者，使主政者丧失了城市民心与知识分子菁英的支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乡下的人民却很有把握。共党领导人先痛斥民运是企图制造混乱、毁灭共产党的颠覆阴谋，继而开始追捕所有与六四事件有关联的人。结果是审讯、学生下狱、工人领袖被处决、学界遭受低程度的恐怖主义对待。共党的专制政体觉得受到要求决策多元化的威胁，为了自救，便牺牲了想要参与政治的那些人。再一次地，中国抵挡不住落后的旧风。随后两年中的压制行动，使公开的异议归于沉寂。怎会如此呢?

第一个因素是，潜在的异议分子欠缺私产、合法人权、独立地位。人们以前取自家庭的支持、必需品、居住空间、人的接触、出游许可，现在全靠工作单位给予。学生争取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后，仍是党国机器的所属物，必须靠服从的表现与关系开展前途。他们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心理，即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所在。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思想之中固有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经典教育就培养了对于纯粹大公无私原则的信仰，丝毫不容私人利益的妥协余地。墨子刻（1988）曾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崇高目标"概述如下："一个没有任何不公平、自私的谋财的经济体系，一个重要领导决策不受私利影响的政治体制，一个与两大超强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一个没有众说纷纭、一切道德与现实真理都汇于一统的知识生活，一个没有压迫、虚假、自私的文明，一个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

天安门事件的观察者评论学生们的私人需求与其公开声明之间的差距，也是以这种崇高理念为依据。学生们需要的是好一点的衣食、大一点的居住空间、多一些可读的书、多一点以口与笔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这些是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提出来，会显得可耻而不识大体。因此，他们公开的声明都只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反贪污）、公正（反偏私）、国家荣誉（反对外国侮辱）。学生们若是实话直说，是得不到知识上的认可的。甚至到了实际谈判的时候，他们也提不出具体的要求。

相反的，如艾士里克和杰弗瑞。瓦瑟史托隆（Jeffey N.Wasserstrom）指出（见Wasserstrom ＆ Perry,1992），要理解天安门示威运动，最好能从中国传统仪式与戏剧表演的观点来看。示威者在大庭广众的面前结队而行、举标语、喊口号、团结一致，宣告了他们表达不满的决心，同时却重申对现行政府的忠诚。事实上，他们是在利用街头剧场向当局陈情请愿，没有要质疑其权威的意思。

然而，示威的行动却做得矛盾含糊。习惯搞官方运动的学生们，照例挑起大众情绪来攻击指定为目标的恶行。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动表现的是彻底的无私，示威的人打算为公众利益而殉身。在年老的共党领导人看来，此种争民主的运动却是在抨击统治者垄断权力。因此必须先发制人摧毁民运，以免自己被民运摧毁。其权威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我们从这儿看见的是理学名教遗留传统的破产。儒家的自制自律也许继续造就可从事公职公务的上选人才，同时却抑止有关独裁权威原由与合法性的政治推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的一点适度的多元性，虽然已是伸手可及了，却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一开始，乃是中国最古的夏、商、周三代国家社会（state-and-society）的君主拥有而且据称也行使的权力，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当时生活的所有层面似乎都已政治化了，也就是说，都与君主有关，在君主怀着戒备的监视之下。

接下去吸引我兴趣的，是汉代的掌权者学会怎样培训、挑选、配合那些致力于正统儒家理想及仪式的读书士人。掌权者也发现借着确立官方意识型态而任用官僚的办法。到了公元第七世纪，隋唐两代不但重建大一统的帝国，而且开始利用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才，从而削弱了贵冑家族的控制权。最后，宋代让奉行理学名教的地方士绅或士大夫阶级管理地方上的事务。

尽管历史学者往往会忽略，一般都称赞理学思想整理出来的秩序是礼教制服混乱的大成就。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礼，证明思想灌输和端庄的举止都有助于维持文明社会的形象。独裁统治的事实隐含在儒家的治国逻辑（或可说治国迷思）之中，依此逻辑，统治者的崇高行为可激发他人的仿效与衷心顺服。理学发展高峰的明代，理学秩序划定了自己的界限，只求保障农民、收税者、统治菁英阶级的安全，不大顾及外在世界。

一六四四年起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外族的军事控制作风也纳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系统。汉族中国与满、蒙的共生关系肯定了理学思想的秩序，并使这种秩序更臻于完美。中国的农业游牧官僚体制，与当时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工业军事体制是迥然不同的。

这种差异，乃是礼教中国与西方平等交往的一个障碍。例如，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是帝国架构中的拱顶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权威从一开始就启发了许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会团体形成。结果，中国上下听命于一个理论上独揽最终权威的至高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权威事实上却笼罩不到地方的活动领域。以清朝皇帝君临的版图之大而言，他实在是位诸事不管的统治主。大清皇上理直气壮地消灭了所有的乱民、叛党、谋篡者之后，却几乎从不在国民生活领域里现身。地方士绅和农民凡事只靠自己打点，仅在紧急状况出现时需要请示朝廷。

地方舞台不给中央政府施展机会，关键因素在于礼仪和意识型态。上层阶级的生活以科举考试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极少，科考制度却是肯定理学名教的。理学的理想是要训诫百姓黎民服从，教导士人菁英成为以地方事务为己任的自发领袖。军人屯田自行给养、地方士绅经纪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管理的工商行会制约自己的经济生涯、准备应考的举子在书院里自修，无一不深受理学观点的影响，也就是敬祖、忠君、尽本分、守规范的观点。

中国社会的统一而自我约制的特性，也可以归因于一项地理事实--古代中国的腹地在海上来的变量影响可及的范围之外。关外游牧民族的武力和治理才能成为中国的固定一分子以来，始终不得往航海的路上发展。到了满清时，陆上来的外邦接触问题，大致都平定安抚下来。航海防衔、远洋商贸、海军武力方面的问题却不然了。

理学名教的社会与晚明清朝帝国的弱点在于，历史悠久的独裁体制一直固守着对于所有人、著作、思想、礼仪、军事行动的最终督导控制权，同时却未发展出能够容忍多样化、异议、少数人的观点、相抗的政策等等的制度系统。思想行为一致的堂皇外表虽然支配着一切，其实却是空洞的。在这空洞外表与日常生活事实之间是一片真空，这片真空中原本应该有一些为近代多元主义所做的准备。凡事只容许一个正确标准，便是否决其它可行可信甚而已经普遍存在的想法，否决多元性。层峰武断主张的政策一元化，否认了地方上便通权宜的多元性。

另一个伪装成伟大功业的缺憾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本来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六八〇年以后人口暴增更造成大得不利于运作的社会，其中的教育识字、卫生、粮食供给、地方司法、治安都是严重问题。十九世纪的清政府脚步根本追不上难题的衍生。

近代化变迁带给大多数民族的正负面影响也许是等量齐观的。中国却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如果清朝皇帝在一七九三年就接受了马戛尔尼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要求，在那时候加入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贸易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原可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而，清朝反应迟缓，结果便是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对海上来的接触有所响应。这并不是改换一个朝代就能完事的，农业与官僚的结构得要商业化--以完成自明代便已展开的变化过程。但是这还不足以担保发展进步，首先必须让近代科学知识取理学思想的地位而代之。这种改变造成的是以出国深造专长为目标的新型读书人。

然而，人们追求统一团结的新政府，成就的显而易见却是中国传统的延续。不分改革派或革命派，人人认为经济成长应该按某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受中央政府控制。列宁主义的极权主张延续了帝制独裁的主张。理学教条的绝对真理地位，被同样绝对而总括的马列思想取代。帝制时代的统治阶级包括内廷掌权者、外廷官僚、地方管理中的乡绅士人。在共产党当政时代，统治阶级改换为党领导人与中央委员会、遍布于政府机关的受过思想灌输的党员、地方干部。新的共产党秩序与旧的帝制秩序非常相符，以致继皇帝之位的毛泽东既能掌握独裁权，同时又能以革命者的姿态带领群众参与政治。

毛唤起干部做积极的自我批评，以及他未能办到的促使地方靠自己筹资发展，两种策略都呼应了明太祖的政风。朱洪武治理地方靠的是里甲劳役与保甲连坐，毛用的则是自我警察式的街道委员会和总揽全权的"单位"。邓小平时代以政府监督商业性活动，如共党之倚重国营企业，也类似清政府利用行商从事经纪与合法的垄断。至于精确的成本会计和律师办理的契约业务，比起其它与古制古风有连续性的政策，只算是一些浮面的新奇装饰。

另一个与中央权威衰微再重生一同发生的要素是军事化的过程。到十九世纪晚期，借着军事垄断、电报、铁路、轮船的助威，政府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可以更迅速而广泛地奏效。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

在现代化过程的昏乱之中，追求文明社会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这种追求起于现代化带来的专业化，以及专业化导致的专精者在各自领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学、现代医学等行业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来操控其科技。政治控制的企图遭遇专门知识的障碍时，很难置之不理而续往前进。新兴的科学工技，意味着到处是小撮自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正统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样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国独裁政治的继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要专业自主，而且要外国知识界似乎当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国的思想向来是本土滋长的，或是将外来者中国化的，如今却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制力之外；现今的学者读书人之中，有极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学界活动。

再说中共的经济成长，外界观察者和许多中国人不约而同认为，不可能在没有更大程度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这两方面的成长，以及其它许多要素，都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国大陆人口之多，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遏止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妨碍大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退化"（involution），即是，产品量增加，每人工时的生产力却未增加。毛泽东时代还有这个现象存在，报酬递减律（因为人太多之故）至今仍绊住中国。

解困之道在哪儿？既怀疑又有信心的墨子刻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有"乐观的现世性"（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的癖性。这种特性坚持只论事情压根儿应该如何如何，不论其事实上本来是如何，而且将其它驳斥为不道德。墨子刻主张中国接受"三个多元主义"或"三个市场"的观念，亦即是，自由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见市场、有相互冲突却可协商的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政治市场。大家在市场里"都追求合法的而且至少有些许自私的目的"。

在西方眼中看来，中国发生的也许像是独占与竞争之间的斗争，而竞争的自荐条件是扩大生产力。中国人的眼中看来却不然了，可能要用较道德性的角度来看斗争，强烈反对经济生活所呈现的物质主义与贪欲，谴责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经常存在的混乱，贬诋代议政治容忍的以利益团体形态出现的自私自利。

我们不妨把中国朝文明社会的动向枧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但不可就此断定这个趋向必然导引中国走向西方那种有自由选举、代议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权的民主体制。反之，中国式的民主可能会有同等阶级团体中的选举、同侪团体之内一致同意下的代表权、比西方规定得较狭隘的个人权利以及其它。

中共试图仿效其它国家运用过的民主化程序，结果有好有坏。西方民主政权没有找到能够更有效遏止贪污、维持士气的办法之前，这些民主政府的范本可能得不到中国人的一致赞许。我们这些外人可以就中共急需的人权奉上建议，但是，我们未能在约束我们自己的传媒暴力、毒品、枪枝制造业等方面以身作则之前，实在不宜催促人家向我们看齐。我们倒是必须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对于中国做的那些基本假设有无不当之处。